色故宫黄丹以使用场合为基准，从3大类别来看明清民间祭文，各有其特点古色故

明清数百年间的常见民间日用类书，其功能非常明确，即尽可能直接满足人们日常随时可用的需求，基本不涉及多少深刻的学术理论分析。例如《事林广记》，对祭文的文体来源，仅在《文章缘起》一栏简单提示了该种文章在古时的出典，再没有其他处进行深入介绍。由此推知，日用类书的祭文，基本都属于偏实用性的文本，而往往不显示其学术价值或来源。

目前可见的明清日用类书中，根据时代先后和介绍内容的差别来看，虽多少均有收录各式祭文，但在分类上较难完全统一。在此，我将以使用场合为基准，从3类别来看明清民间祭文，各有其特点。

丧葬、祭先类祭文，依附于丧礼的礼仪实践下

人自古极为重视丧祭。丧祭既是个人亲情的宣泄途径，也是关乎社会整体稳定的命脉。

丧祭类祭文在这些礼仪活动中担当的，则是从文字上完成人鬼相通的媒介作用。近世日用类书对丧葬礼、祭礼的再现和表述，普遍依赖《文公家礼》的固有形式，但也并非绝对地照搬硬套。而在丧葬、祭先的祭祝文方面，早期日用类书一般会引用分《家礼》等提供的文本。后期的一些书籍逐渐添加来自不同出处的哀祭文，吸收文学名家的写作特色，甚至直接转抄多种哀祭文名篇，因此在表达形式上较之纯粹的礼书更丰富。

受到宋儒和《文公家礼》等所定文例的影响，日用类书的丧祭文一般有比较相似的书写格式。例如，《事林广记》的丧祭之文，引用了程伊川和石月先生（余安行）的祭祝文式。程伊川的祭文式非常简洁，以常祭为主，书写信息只为满足最基本的祭祀程序需求，因此呈现的是几乎没有任何修饰的文本框架，将祭祀中的时空和人物信息、对象、祭祀报本之意、献祭品等反馈出来即可。

石月先生的祭祝文式是对伊川祭文的补充，所收录的除了常见的岁时祭文以外，考、妣忌辰等祭文的文藻有所铺陈点缀，思想上也有祈求先人赐福、保佑子孙后代获得福祉的私意，较之为祖宗报本的内涵略进一步。但总体来看，形势仍然趋于简洁明了。有研究认为，《事林广记》等类书的丧葬礼节总体上趋于简略，服制上也在从简。而就祭文收录的情况看，其中确实也体现了某种礼仪从简的精神。

从明代的几日用类书的情况来看，其祭文的书写格式也基本遵照《家礼》原例。举例来说，开头一般固定提及详细日期和“嗣孙某昭告于祖先某、某亲某”等表明身份的语句，格式和用字基本套用了《家礼》式样的写法。不同的是，有时会在文章开头冠以“皇明某年号”的年号，在万历时期的类书中这种写法尤为常见，说明当时统一标准的观念在社会上更为深入人心。

但另一方面，《五车拔锦》、《四民利观翰府锦囊》、《三台万用正宗》等书中都收录了不少相同标题的丧祭文本，且遣词用句方面都完全一致，可见日用类书编者在出版过程中往往互相照抄照搬，并不以此为耻。由于抄袭成风，今人通常较难从文本之中揣摩祭文原作者对礼义的看法。正因如此，考察日用类书的礼文学等内容或其余方面时，有必要先捋清类书之间存在的源流关系，不宜随意下判断。

明清日用类书的丧祭文，一般遵循礼制中本宗九族、丧服五服体系亲疏的基本准则，按照家族中主祭者的父族、妻族、母族等顺序依次展开。这些祭文在宗族服制的基础上不断追补和填充各种人际关系，在亲属旁支的方面逐步叠加。而引人关注的是，在《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和《酬世锦囊》等书中，有一分与出离家族关系之外的交际用祭文，这就表明在当时，师友、官场人物、商人、医生、江湖游方者等人际关系逐渐受到重视，进而也反映了明清社会人口流动频繁、四民上下等级关系松动的时代特点。

不仅如此，伴随时代演进，针对女性使用的祭文数量也在增加，家族内的女性、家族外存在人际网络的女性，以及在贞节、文学等方面受到社会尊重的女子，都拥有与身份定位相符的祭文格式。严格来讲，这种迹象尚不能视为当时女性地位提升的明确象征。

比如从一些称谓的使用来看，这些祭文适用的人群中“门当户对”的观念依旧根深蒂固，有的《夫祭妻文》写到“呜呼，宜人毓秀名门，于归于我”，就是此种观念的体现。但也应当注意到，普通女性在礼仪活动中的参与程度已有所发展，这在当时或可看作某种秩序的松动和活络。

从晚明到整个清代的历史阶段里，主流学界以考据学为基本方，试图重建传统礼仪，礼学实践趋于细致繁琐。与此相应，一分丧祭文似乎也有分类愈发繁杂的趋势。

如民国四年刊印的《精校礼文汇》，将清末民间丧祭文详细分化出招魂、入殓、告柩、发引、遣奠以及行礼途中一切所见神祇，一直到虞祭、小祥等等。每个步骤的细节都有一通冗长的文书，仿佛礼仪中的分时间都在宣读祭文。

这种做法并不是明清时的创造，早在《开元礼》即有发端，而唐代的一些敦煌书仪中，就有记录了众多丧祭文名目的情况，也包括了小殓、奠、临圹虞祭、小祥、祔庙等程序的各种祭文。不过，《礼文汇》这种晚出类书的祭文明显是面向广群众所使用的，泛用程度不可同日而语。

另外，现代在民间重新发现的丧祭文文本，有些来自手抄本的村落日用类书。如王振忠引用的徽州日用类书中所见，光绪十二年立舒氏的家中有一些祭文手抄文本，内有：孝堂祭文、墓祭文、虞祭文等，跟丧祭礼仪有密切关联。

鬼神祭祷类祭文

这些祭文与丧祭文形成对照，属于传统意义上祭祀鬼神的礼仪文本。但其祭祀对象已超出了传统礼仪中祖先之鬼的范畴，延伸到各种官方或民间信仰中的神祇、奇人。此外，一分文章更加强调向神明祷告、谋求荫庇，而和以往祭文的旨趣有所区分。

日用类书里的某些请神、求神祭文，带有较明显的功利心理。明代正规出版的数种日用类书里，有几种鬼神祭祀的祭文是比较常见的。这些文章收录次数较多，并且有较明确的分类。

需要注意的是，丧祭文和祭神文的区分随着类书的发展，相互之间的界限也在不断模糊。

就清末民初时期的《精校礼文汇》来看，其祭文类型就显得极为庞杂。尽管该书在“丧礼卷九”、“祭礼卷十”等分专门列有祭文一类，实际上书中前后举出的祭文，包括丧礼、祭礼全过程中祭祀、迎送各种小鬼神的文本，就有上百种之多，种类数不胜数。当然，其来源仍是基于此前的各种明清日用类书，如祭先文分就有明确标示“邹梧冈”之名，表明是转抄自邹氏《酬世锦囊》的材料，因此仍应视为明清时期祭文。

清代以来民间的祭文在形式上实际上已非常完备，在针对丧祭礼仪的各个分、阶段都有职责各异的鬼神祭祀对象，配以相应的祭文。这种文本安排，构成了一整套既脱胎于传统儒家礼仪、而又广泛掺入民间信仰因素的文化系统。

如血湖祭文、开光文等，完全属于佛道二教信仰的范畴，而在日用书籍中又被统合至传统儒家丧祭流程中。祭先祭祖和祭祀诸神的体系已然混杂不分，也标志着日用类书在包罗民间社会万象的方面达到了极致，儒家、佛教和道教的鬼神在这些文本中相互混淆。一般百姓不会在祭鬼神时考辨源流，孔子、朱子、观音等形象全视为同一性质的偶像来祭祀、崇拜。

此外，即便是同一种祭文之中，也分化出了不同情境下各自使用的旁支，比如祭朱文公的文本根据行礼阶段，细分成了封殡用、漏棺用、竖旛用、请印用等不同用途的特例，让人在任意场合下均可以找到对应的文章，方便直接抄写利用。此外，还有一些稀见的日用类书，其中祭文具有浓厚的信仰色彩。

杂用类祭文

这类祭文同样拥有基本的祭文框架，但其内容却超出了一般的祭祀或丧葬礼仪的情境限制，常见于商业契约、冠礼婚礼、佛道活动以及特殊物体的场合。体例和立意致植根于民间的原生文化，反映出基层和乡村社会民众的一分日常生活情态。如冠礼、婚礼、赴任等场合的一些祝文。

如《事林广记》搜罗了一分婚礼用的告庙祭文，而在《酬世锦囊》等较晚出的书中也有专栏列举，其体行文与丧祭文没有明显差异，不过其中有不少仅是纯粹的祝贺之辞，严格来说不能算是正规的祭文。又如，《礼文汇》中的分佛道祭文，与放焰口、斋醮、放河灯等宗教风俗均有关联。

另外，也有一些祭文被献给非人非神的祭祀对象，通常是针对日常生活中发生作用的某种客观事物。特别像是《祭水碓文》，专门为水碓所作。水碓是古代一种舂捣用、靠水力驱动的立体机械装置，可充分利用水利条件提升农业效率。

这种水碓祭是群众根据生活经验，为表达对生产工具的感谢，专门创造出来的一种民间独有的祭祀礼仪，虽不属于祖先或鬼神正祀，感恩报本的情感却无不及。同时，祭文强调器物祭礼仍然符合儒家礼教思想的理性一面，不流于佛道的虚妄。

其中所献祭物、所陈祝辞，都是对工具实用之“理”的发挥，虽称之为礼仪，而内在精神其实是质胜于文、功利实用的。杂用类祭文在观念和用法上兼收多种文本之特点，又随时随事而作，以实用性见长，其不拘一格的状况抵如此。

标签：祭文 明清 礼仪 祭祀 事林广记 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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