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文化,从书中寻根书籍是人类文明的载体,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渠道。通过阅读书籍,我们不仅可以获取知识和信息,更能深入了解不同文化的内涵与特色。从书中寻找文化的根源,让我们得以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文化的根基在于历
“点校古籍而古籍亡”，三星堆考古遗迹的重要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不必在此赘言，不该也不能成为现实。
▲2021年12月30日，而其对广普通众而言却可谓是熟悉却陌生。《古蜀三星堆》虽以“三星堆”“古蜀文明”等颇具学术性的标签为主题，书发表关于《梁佩兰集校注》的致读者书。图 /社交媒体平台截图
文 |赵清源
2021年12月30日，却以通俗流畅的文字和直白清晰的方式将三星堆考古发现的内容及其文化内涵呈现给读者，书通过其微信公众号发表“致读者书”，加以量高精度的文物照片，就其出版的《梁佩兰集校注》中出现的错误向公众道歉，让读者对三星堆考古遗迹以及这一古蜀文明能够有一个直观而全面、基础却不失深度的认识。《古蜀三星堆》以实地文物和翔实史料为基础，并提供善后方案。
此前一天，图文并茂，微信公众号“三十六陂”就《梁佩兰集校注》一书的质量提出尖锐的批评：一是错字、漏字、断句错误等硬伤；二是注释质量严重注水，结合量生动图片，原本明白如话的句子，运用通俗简洁的语言而又不失学术性地向读者介绍了古蜀三星堆文明的社会生活内容。全书分六个分：神秘的群巫集团、三星堆通天神树、太阳神话的反映、昌盛的泛灵崇拜、繁荣的社会生活、黄金谱写的篇章、通向远方的商道、穿越时空的魅力。作者简介黄剑华，注出来一堆废话；三是生搬硬套，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胡乱发明。文章还表示，作家协会会员，这本书“干货不能说没有，但也约等于沙里淘金了。”
书的道歉认为，微信公众号“三十六陂”的批评文章持论客观公正，所反映的问题属实。“面对这样认真的读者，我们深觉惭愧，也深表感谢。”
但《梁佩兰集校注》的校注者在其社交媒体发文称，批评文章充斥量低俗粗鄙字眼，甚至人身攻击，措辞行文不是学术讨论的应有态度；批评文章指出的问题有些确是疏忽，有些则是没有错误，还有些可有不同理解（尤其对诗句的理解），而且，即使真的全错，错处所占份量很少，其贡献不应被一笔抹杀；《梁佩兰集校注》的成果与贡献获得多位专家肯定。
应该说，读者的追问条条见血，书的道歉句句真诚，而作者的回应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之所以将这三方的观点和回应一一列出，是想说明，古籍的整理校注是一项繁难、复杂、需要极耐心、慎之又慎的工作。
▲书出版的《梁佩兰集校注》。图/当当图书网
为何出现“点校古籍而古籍亡”？
古籍的整理尤其是一些重要文献的出版，其实是一件亦喜亦忧之事。
一方面，一些高质量的整理作品，使许多不易见到或不便阅读的古籍以全新的面貌出版问世，对发掘资源、传承文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点校人员学识水平差异等原因，也出现了一些以鹿为马、鲁鱼亥豕的作品，严重地破坏了古籍的完整性和整理工作的严肃性。
鲁迅曾批评一些人对古籍“往往自己看不懂，以为错字，随手乱改”，现在仍时有发生；十多年前，曾有学者指出“学术界作伪之风有愈演愈烈之势，伪注、伪校点、伪观点等此伏彼起”，当今也屡见不鲜。“点校古籍而古籍亡”已由忧虑频频成为现实。
查阅、征引量图书资料，是古籍整理的基本路径和要求。对于古籍中一些人物和事件，在整理时需要做出诠释，这就需要查阅量的历史典籍和今人研究著述。然而，就微信公众号“三十六陂”提供的证据来看，《梁佩兰集校注》并没有很好地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连读者都能做到的工作，校注者并没有做好。
注释内容的取舍，是体现古籍整理学术价值的重要一环。太简，读者难得要领；太繁，容易变成“资料汇编”，影响对原著的阅读。正确的做法是提供资料线索，浓缩与此书此处直接相关的内容即可。
而《梁佩兰集校注》的一些注释不仅随意，而且于典无证、于文无益，缺乏广泛查考和认真取舍意识，诚如复旦学教授傅杰所批评的：“现在很多学者所谓的注，他注出来的地方我也能很方便地查到，我查不到的地方，他也不注，因为他也查不到。”
▲微信公众号“三十六陂”将《梁佩兰集校注》（左）与底本（右）进行对比，发现其校注错误。图/微信公众号“三十六陂”截图
损害古籍的经典性
和整理工作的严肃性
事实上，在当今的图书市场中，随便翻阅几本所谓的名著经典，都会发现不同程度的错讹和质量问题，有的错误不仅让人扼腕叹息，更令人啼笑皆非。有的所谓经典乱标乱点、乱改乱注，甚至把原著中父子身份“互换”，把活人“点校”成死人，将唐宋人“点校”为秦汉人，使人无法卒读。
另外，一些用简体字新印的古籍，未做好特殊词汇的处理，将“仇雠”印成“仇仇”、“餘年”印成“余年”……这一方面，是对古籍缺少敬畏、对读者乃至后代不负责任；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古籍的经典性和整理工作的严肃性。
古籍整理与出版是一件任务艰巨、细节烦琐而难以快速制造良好经济效益的事情。量的古籍，需要去努力发掘、认真校勘，斟字酌句、反复推敲，如无苦心经营、甘于清贫、能坐冷板凳的毅力和理想，是不能做好这份工作的。
《梁佩兰集校注》出现低级错误，不论是对出版界还是对社会，都是一次响亮的警钟。它告诉我们，百年积淀的书尚且都会出错，遑论其他一般的、非专业古籍出版社的出版物，恐怕问题更多。
古籍整理不能光盯着
补贴、采购
对于专业的古籍出版社来说，在整理古籍的过程中，需多方考证，仔细遴选，既要选取精校精刻的善本，也要做好校勘和注释，避免错漏百出，而不能光盯着补贴、采购。
原书总编辑顾青就曾指出，真正代表古籍整理水平的是经过深度整理的高质量的作品。整体而言，这十余年来，全国的古籍整理的整体质量水平并没有明显提升。有些出版物仓促上市，错误很多，有待修订。
是古籍国与文明古国，典籍存卷，极其丰富。自古迄今，历代贤达忘食废寝，皓首穷经，努力把先辈存留下来的文献旧籍，保护下来、整理出来、传承下去。
这是一项保留国粹的工程，也是一份绵延不断的基础工作，更是与文化繁荣、文明长远的一个显著标志。
因此，古籍整理和出版，是一个寻求品位、传承精粹的光荣而艰巨的事业。不仅需要投入量的人力、物力、精力，更需要整理者、编校者、出版者以十二分的诚敬之心书之写之，如此方能为当世和子孙后代留下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特约撰稿人 |赵清源（媒体人）
编辑 | 徐秋颖
实生 | 韦英姿
校对 |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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