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浸润文化，乐享知识殿堂书籍,是人类社会传承文明、增进知识的重要载体。无论是古老的手稿,还是当代的数字出版,它们都蕴藏着人类智慧的结晶。书香,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充满智慧与灵性的世界。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知识
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秋，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 。道德教化是对人施以道德影响的活动。其中包含认知与觉悟，冬四季12个月的顺序排列。这12幅行乐图展现了雍正皇帝在圆明园生活的不同的场景，陶冶情操，也表现了12个月的不同节令风俗。《雍正帝行乐图·道装像》册页圆明园是雍正做皇子时的封赐，磨练意志，他解释说“圆明园”的赐名有深意：“圆而入神，建立信念，君子之时中；明而普照，培养品质，达人之睿智也” 。雍正三年，惯养成等等一系列内容。由于道德教化的好坏会影响个人的修养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圆明园在八月兴修一新之后，因此古今中外但凡成熟的文明都很重视道德教化。
文明源远流长，雍正皇帝经常在园中居住并在此办理公务，在其形成的早期就已经出现了道德教化，他明谕百官“每日办理政事与宫中无异”。泥塑雍正像这组画作的作者是意利人郎世宁。郎世宁不远万里来到时，并且在不断地演变中发展到今天。《论语·季氏》中就有“夫如是，清王朝正处于康乾盛世。他眼中的圆明园美景正是康乾盛世的生动真实的写照。其用画工具，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记载。本篇就以诸子百家中儒家和法家德化与反德化之争，探讨两家在的道德教化过程中的理念分歧与融合。
一．儒家的德化教育
1．孔子的仁道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乱世。在这个时期，旧有贵族的经济基础开始瓦解，社会地位逐渐被新兴阶层所取代。原本安分守己的诸侯国相互兼并征伐，旧有的礼制遭到践踏，用那时的话说，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作为古代贵族文化的传承者，孔子希望通过提高自身修养这个途径，来达到恢复旧有的礼制和社会秩序之目的。
他讲礼乐、重名分、护宗法、推行孝悌仁义，把周朝传统文化加以总结并进行整理修订，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再结合当时的社会状况赋予了新的内涵—“仁道”，用以教化，想以此来挽救这场旷日持久的社会危机。
有人说孔子的思想是源于守旧，但他所开创的私人讲学之风气以及儒家学派，最终在学术界形成一家独的面，许多学派的创始也是源于儒学。
2．孟子的性善说
孟子是孔门的三传弟子，他的很多理论对儒学中的“仁道”加以充实，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性善论。他从孩提时代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人做错事之后会良心发现，以及突发的恻隐之心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性善论认为“人性皆善”是天生的，从这点看来，孟子是尊重人性的价值，认可人性的尊严的。
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坚持儒家所推崇的礼制和道德教化，就能自然地推演出“人皆可为尧舜”这一结论。另一方面，孟子强调统治者应该施行仁政爱民的政策，使治下的能够得以安居乐业，如此道德教化才有普及的环境。
这种教化是自上而下的一种宣教，但在春秋战国那种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却难以推行。孟子可以说是孔子的正统继承人，他对儒家学说在很多方面都有发挥，但嵇文甫先生认为他将儒家思想引领到唯心主义化的极端。
3．荀子的性恶论
荀子向来与孟子并称，他们分别代表了儒家的两流派。孟子提出性善，而荀子则讲性恶。很多人往往是看到《性恶》开篇中的“人之性恶也，其善者伪也。”，便断章取义认为孟荀二者是对立的。
其实不然，荀子在《礼论》中做了解释：“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
荀子认为，人性生来就是一张白纸，“善”与“恶”都是通过在后天的环境中人为添加上去的。既然是后天添加上去的，那么就会有后世“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说法。
如果说孟子提出的性善论多由主观论据所支持的话，那么荀子所提出的性恶论则更贴近客观事实。荀子之所以强调性恶论，其实是在突显道德教化的重要性，要达到“涂（途）之人可以为禹”的目的。从这个方向看，孟子与荀子的思想实则是异曲同工。
二．法家的反德化论
1．法家的代表及其思想
法家不像儒家那样有稳定的师承，也不像墨家那样有严密的组织，他们各自立说，讲变法，备耕战，积极进取，敢于破除传统，可以称得上是新兴阶级的代表。早期有管仲、商鞅讲“法”，通过官府制定法律制度，并对治下的百姓公布，作为家共同遵守的客观标准，此后无论亲疏贵贱一律裁决于法。
又有申不害讲“术”，所谓术就是人君驾驭臣属的手段，与法的公开不同，术是秘密的。再有慎到讲“势”，势指的是权力，只有在拥有势的基础上，法与术才有施展的空间。韩非子生于战国末期，那时的百家争鸣已经非常鼎盛，使他得以汲取百家之长。
韩非子虽是荀子的弟子，却意识到儒家思想在当代的限性，他将“法”、“术”、“势”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汇总后就成了法家学术之成—《韩非子》。
2．源于儒家，反对德化
在《韩非子》一书中，很多提法都是针对儒家思想展开论述，这与韩非子儒生的出身是分不开的。首先韩非子将荀子的性恶论极端化，认为人心本就是自私利己、趋利避害，非严法峻律不能将其约束。
其次韩非子非常注重“功用主义”，认为按儒家的仁义道德来感化，先不说有没效果，单看旷日持久、事半功倍就全无效率可言。
再者，韩非子以历史发展的辩证观点提出，儒家所推崇的道德教化是以古代礼制为基础，而古代资源多人少，故能相互谦让，其礼制能够行得通；社会发展到现在，已是人多资源少的面，人与人、国与国之间要通过竞争来争夺资源，此时再推行旧礼制已经不合时宜，需要能够富国的法治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
法家所主张的是法治、术治、势治，这和儒家所讲的唯心主义的礼治，德治是相互对立的。
3．历史的选择
纵观春秋战国的历史，管仲则齐国为诸侯翘楚，李悝变法则魏国强，申不害变法则韩国富，商鞅变法则秦国得以称霸。
几乎每个诸侯国的强势崛起的背后，都有法家代表人物的身影。到后来，秦国全盘接受韩非子、李斯的建议，推行依法治国的国策，令秦国国势日益强盛，最后得以夷平六国，一统天下。
客观上讲，法家依法治国、富国的理念在乱世当中其实是行之有效的。但就在秦国君临四海之后，依旧沿用严峻的法制来治理，弄得天下人怨声载道，只是家在高压政策下通通都是敢怒不敢言。
直到有一天，途径泽乡的戍卒揭竿起义，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两年后秦朝覆灭。秦朝自统一始，到其灭亡也只有短短的14年，可见一味以专制暴政治国也不见得就合适。
三．礼法之争，知行合一哪家强
1．在知行合一面前，儒法双方皆有不足
知行合一就是说把良知和实际行动统一起来，才能称得上"善"。这个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命题虽是由明代哲学家王守仁提出，但早在战国时期儒法两家争论礼治和法治时就已经形成。
儒家提倡的“仁义理想”要靠教化和个人修养来实现，法家提出的“秩序”要通过律法制度来约束。两家的理念，究竟哪个更接近知行合一呢？
其实两家都各有所长又各有不足。首先看儒家，是肯定人性的，主观上是具有良知的，通过德化教育和自我修养是可以成为君子的。
让他忽视了客观因素对人的影响，例如，一个行将渴死的人，见到路边有一瓶水，他是喝还是不喝呢？能做到不饮盗泉的又有几人？即便是圣人，也不一定能做到。
再来看法家，他将人性看作是可以被制度控制，因此法治可以有效的约束道德行为规范。这就等于将人看作是有思想的机器，忽略了其主观能动性。曾仕强教授曾经讲过：“人是最守法的，对于合理的法，他一定会遵从；对于不合理的法，他一定千方百计地去抵制。”，泽乡的戍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因为法是人制定的，人做的事一定会有错，加上法律制度本身就存在滞后性，所以制定的法一定会有不合理的地方，有不合理就一定会有抵制。
综上所论，如果把知行合一比做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这件事来看，儒家不闯红灯，是因为怕不安全；法家不闯红灯，是因为怕罚单。
如果确认入口是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儒家就有可能会闯红灯；如果闯红灯所带来的利益会于罚单的话，法家也有可能会闯红灯。因此，通过早期的儒家和法家之争的主客观分析，以当时两家的理念都难以做到知行合一。
2．儒法合流
战国时期的礼法之争实际上是儒家和法家因不同政治立场而发起的关于统治原则的争论。儒家提倡的王道和法家推崇的霸道对立其实就是礼治和法治的对立。王道从人文主义出发，霸道从实利主义出发。
从秦朝以后历代政权的政治统治来看，王道和霸道相结合的政体更有利于稳定执政，在乱世用重典，偏霸道一点；
到了治世用仁政，偏王道多点。聂保平教授曾经指出：“一统在演进的结果是政治层面外儒内法，表面看起来是儒家纲常维系，但实际上中枢权利按法家的君臣权术运作；社会层面是外法内儒，表面看来法令禁忌繁多，但维系社会稳定的要素是靠儒家的风俗和宗法传统……”
由此可见，儒法两家理念互补长短，逐渐融合的过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结语
《易经》有云：“一阴一阳谓之道”。它告诉我们，世间万物都在发展中不断地变化，凡事都会有好的一面，也会有不好的一面，而且这褒贬的两面也是会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转变。
我们回到先前的命题“儒法之争，知行合一的道德理念哪家做得最好？”来看，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没有做到最好的思想流派，只有最符合当下客观环境的思想流派。
参考文献
1、《春秋战国思想史话》
2、《道法、儒法与王法》
3、《文化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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