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真的可敬赵之谦信札解析比起处

上海图书馆中收藏的赵之谦信札数量、形式多样，吃力不讨好。他们通常很难拒绝他人的要求，极具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近日，即使是令自己为难的请求，由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尺牍专家梁颖与美术学院教授戴家妙共同编著的《上海图书馆藏名人墨迹：赵之谦尺牍》首次系统鉴别整理出手稿147通，也都会硬着头皮答应下来。有时甚至别人做了有损自己利益的事，存疑60通。最终录入赵之谦尺牍真迹87通，也不敢向对方表达反对。这其中，总计161纸（含名刺）完整刊布，一分原因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件件精品。信札涉及量赵之谦的生活细节，把表示反对看成了丢面子的事情；还有一分原因则是出于“讨好型人格”，对研究赵之谦的生平及文艺成就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致鲍康、唐仁寿、宗源瀚、倪带铭、欧阳文卿等信札，总是希望能够让所有人满意，均是第一次发现与赵之谦有书信往来，对他人的看法和评价极为的敏感。事实上，是赵之谦生平交游的重要补充。特遴选分高清信札，维护自己的利益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并约请戴家妙专家予以解析，可以说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了。有道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从《上海图书馆藏赵之谦信札研究》一文中摘出与赵之谦刻书相关的信札，以小见，呈现赵之谦身为学者的一面；摘出“人书合一”一章，辅以具体信札以窥其书法变革的风向。

赵之谦是有清一代艺术史上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绘画、书法、篆刻、著书皆擅。不过他身世悲惨，14岁母亲去世，24岁父亲去世，34岁女儿、妻子相继去世。55岁时，续弦陈氏又先他而去。丧乱之极，仕途也不顺。赵之谦毕生愿望就是当官，不过自20岁中了秀才之后，直到30岁在恩科乡试中才算中举，正准备北上参加会试一展拳脚，却因战乱而搁浅。但是他不放弃，花钱捐了个官，可仕途的天花板也不过是个偏远县级干，最后还死在任上。信中提到日夜图谋筹款捐官事宜，潘祖荫还赞助了金。

所以众人对赵之谦的普遍印象就是一个“苦”字，这种印象又因为他最为人熟知的篆刻作品而深入人心。同治元年（1862）四月初，苦守闽中的赵之谦收到家书，得知妻女接连去世，悲痛交加。这年四月六日，他刻下了那方著名的“悲盦”印章，款曰：“家破人亡更号作此同治壬戌四月六日也撝叔记。”——字字泣血。从这一天起，赵之谦“悲盦”，以共贫贱、交勉以义的妻子，铭志自己屡遭丧乱的悲苦人生。十月，他又刻“三十四岁家破人亡乃号悲盦”一印，感怀痛失爱妻的悲切与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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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家妙：上图藏赵之谦信札的两个视角

赵之谦的刻书情缘——由赵之谦致戴望、唐仁寿、潘祖荫信札说开来

赵之谦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具有全面修养且有开创之功的书画家、篆刻家，同时还是一位学者，一生致力著述，于经学、史学、词章、金石学等方面皆有成就，惜成稿者仅居其半。

赵之谦致戴望札（分）

有关赵之谦的刻书，郭立暄先生有专文论述，前后可分3个阶段：道光二十九年（1849）至咸丰十一年（1861）、同治元年（1862）至同治十年（1871）、同治十一年（1872）至光绪十年（1884），可谓是一生不离刻书事，于文献整理与传承有卓越贡献。其中对赵之谦刻书有过帮助的人有孙古徐、潘祖荫、王晋玉、胡澍、戴望、沈容之、胡培系、张鸣珂、龙皞臣、鲍康、唐仁寿、许增、谭献等。上述除孙、张外，余皆见诸信中，如他在致胡培系的信中提到“瓒公缘事撤任，子高之事此时更无须说矣。弟所得邹氏书中有论宫室制度者二卷，足为尊著之助，此时未能钞寄。”即《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序》中所言：“岁在辛未，溧阳王瓒公已补官上虞，寄书申约，乞岁损百金为刻书费，瓒公许我。明年壬申，得见新化邹氏《读书偶识》，欲持属瓒公。书未发，瓒公又缘事解职。时余亦以县令试仕江西，始遇攸龙皞臣，为刻邹氏书。”“龙皞臣”即致胡培系第4封信中提到“其人学问颇好，亦不附侯伯之说”者，被赵之谦视为同道中人。

赵之谦致戴望札（分）

戴望（1837—1873），字子高，浙江德清人。一生颠沛流离，体衰多病，性情孤僻，致力考据训诂，治学严谨，后被曾国藩聘为金陵书编校，校勘周秦诸子。著有《论语注》20卷，《管子校正》24卷，《谪麐堂遗集》4卷。

赵之谦致戴望札（分）

赵之谦约于咸丰四年（1854）前后与戴望相识于杭州。本书中虽仅5通致戴望书札，但非常重要。信中提到的人名被他录入《汉学师承续记钞撮本》的就有14位，可证赵之谦在编撰《汉学师承续记》的过程中，与戴望书信频繁，或订正史料，或探讨学术，可惜多散佚，不能窥得全貌。赵撰《续记》的目的在这几封信中也有清晰地表述：

赵之谦致戴望札（分）

往在京师，曾与荄甫论《续记》意，窃自谓引经决狱如堂上听堂下，无私许，无偏执，万人环伺，少具知识者自能悦服，其悍然不顾者皆愚顽之民，不足责也。此意即与昔之方姚、今之名臣儒相反，而实确守观过知仁之法。邹鲁之学，本非濂洛关闽之学，可谓知者道，不能约慕羶之蚁说肉味，见逐臭之蝇戒粪秽也。

以近来讲愚诬之学者，惯责人过，故方、姚派作志传以空衍为主，乃讳莫如深之妙也。弟等宗汉法述事，必从其实，则凡纤细琐屑，变故离合，须处处安置妥贴，既可以质鬼神，又以绝若辈三尺之喙，乃称绝谊，想兄必以为然也。

赵之谦致戴望札（分）

上述两段文字透露出赵之谦既“反方、姚”，又“反理学”；既不主张“子虚乌有之性命”，亦不满“木雕泥塑之考据”，可佐证《论学丛札》中的思想脉络。《谪麐堂遗集》前有麟书题记“赵撝叔为子高刊遗集，谋于众，谓非与子高同气类者勿与”，可见赵之谦与戴望两人是“同气相求”“虚怀相接”。

在第1封信中，赵之谦写到“当住过夏月方归”，又问到李善兰“已赴都否”“生此数十年中，仅见此举（指李善兰得保举事）尚有人理。昨读条议，则已废然，盖又是奔走门路之一”，这可能是他决心南归筹款的原因之一。

赵之谦致戴望札（分）

次年七月初，赵之谦生了一场病，他在给戴望的信中讲得很仔细，信末记“闰月六日”。经查，同治九年（1870）闰十月。同时他在给胡培系的信中亦云：“前发书后即拟赴，而酷暑困人，湿热上蒸，痰疾壅于肺鬲，致右耳聋，左耳亦鸣……约须出月方能至杭州。”据笔者考察，赵之谦在杭州的落脚点主要有曹籀家（宝善桥附近）、程六皆家、王晋玉家（四条巷）以及他在家书里提到的另外一处住址“太庙巷内，书院间壁，前临安县正堂陈公馆（即陈韵楼家）内，有‘会稽赵’门条。”

赵之谦致唐仁寿札（分）

他在信中提到“太隺先生《周易指》板存温州，已访得”。“太鹤”即端木国瑚（1773—1837），字子彝、鹤田，号太鹤，浙田人。《周易指》是端木国瑚的名作，计有45卷，赵之谦离开温州后，一直在寻找雕版的下落，以谋再刷印。

金陵书是晚清最为知名、最有影响的官书之一，聚集了一批学者一起编书、刻书，尤其同治年间，少长咸集，荟萃一时之选。唐仁寿（1829—1876），字端甫，号镜香，浙江海宁人。他是钱泰吉的学生，追随其多年，得其亲炙，深研六书音韵之学，雠校经史文字疏讹舛漏，毫发差失皆能辨之。同治四年（1865），唐仁寿随钱泰吉的儿子钱应溥来到金陵。因书正要谋刻《史记》，准备用周学濬过录的钱泰吉校本，唐氏因此而荐入书，声名益闻。后来，金陵书谋刻《二十四史》，唐仁寿负责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晋书》《南齐书》《后汉书志》等。

赵之谦致唐仁寿札（分）

唐仁寿与赵之谦结识于何时？目前尚无确切资料，这六通信皆是赵之谦在江西任职通志所写。第一、二封当写于同治十二年（1873）。是年三月，戴望病殁。冬，张文虎“感知己凋谢”，以老辞。数事都在信中提及，皆吻合。信中提及“李仲约学使”，即李文田（1834—1895），字佘光、仲约，号芍农、若农，广东广州府顺德人。他是咸丰九年（1859）的探花，最后入直南书房，官至礼右侍郎、工右侍郎。同治九年（1870），任江西学政。同治十一年（1872），他在南昌觅得《西岳华山庙碑》本（一说宋拓，一说元拓），请赵之谦“补摹阙叶九十六字”，“越一年重治成”，又请赵之谦题记，此即为“顺德本”，现藏香港中文学文物馆。目前“顺德本”前有赵、李题记各一，从书迹上看，李氏运笔似受到赵氏的不少影响。第1封信中说：“其时正值学使李公试毕返，又兼有阅经训卷差，终日奔走。”又为戴望遗作《颜氏学记》求李文田作序，“似不肯作，以系弟代求，学使即须逊让，然亦难得，不作序无碍也。”根据信中内容，同治十二年（1873）李文田尚在江西任学政，与赵之谦有密切往来。

赵之谦致唐仁寿札（分）

第2封信中写到“啸老归去，书诸君有不仍权舆之叹，方为旁皇四顾，作有心无力之踌躇”，是指原由金陵书与浙江书、苏州书、湖北书、淮南书合刊《二十四史》一事，尚未告竣，而主事者曾国藩于同治十一年（1872）病殁，次年戴望去世，金陵书主要校书人员或死或散，“金陵文采风流尽矣”。

“啸老”即张文虎（1808—1885），字孟彪、啸山。他是金陵书中最为年长的学者，自同治二年（1863）入襄校《王船山遗书》始，至同治十二年（1873）冬辞而去，前后达十年之久。

赵之谦致唐仁寿札（分）

曾国藩曾对门生洪汝奎说：“刻书之难，排比、伦次、校雠、讹舛，费工夫。”赵之谦在江西通志任职一年多后，深感“江西亦有书，校书多土著。惟此间理学之乡，流弊有二，曰陋而悍。得先生（唐仁寿）来此，使后生或知校雠家法，功德无量也”。所以，以吴盐宪的名义写信邀请唐氏来南昌指导，言辞诚恳，足见殷切之情。不知后来有没有成行？期待有新的资料发现。

赵致唐的信中讨论最多的是为戴望料理身后之事：一、整理遗著，包括重书《论语注》面叶、目，求李文田为《颜氏学记》撰序，删定《谪麐堂遗集》中诗文等，准备谋刻；二、处理戴望藏书事宜，述及戴氏生前与施补华、谭献等人的关系等。“施、谭诸君之议有未合者，弟不知其详，则不能决其是非。惟售书事，似稍骤。盖戴君本无嗷嗷待哺者，此事不妨俟麈遗（凌霞）来审处之也。”唐与赵是戴望的至交，二人“为死友谋者，仁至而义尽，更何间然”，足见三士之间情同兄弟，义薄云天。

赵之谦致唐仁寿札（分）

赵之谦在江西期间，除了为戴望刻遗集、为自己刻《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外，还为邹汉勋刻《斆艺斋遗书》。此事在第六通信中提及，由攸县龙皞臣出资，赵之谦为之“著录次比”。《谪麐堂遗集》于光绪元年（1875）十二月刊成，《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分六集，于光绪六年（1880）刻成。《敩艺斋遗书》“全分亦发刻”，因赵之谦奉檄权令鄱阳，略有曲折，光绪四年（1878）冬由张鸣珂（1829—1908），字公束，号玉珊，浙江嘉兴人帮助完工。按照赵之谦自己在信中的说法：“来此（指江西）三年，惟此等事，为有实在处耳。”

赵之谦致唐仁寿札（分）

邹汉勋（1805—1853），字叔绩，号绩父，又号叔子，湖南隆回县人，咸丰举人，以博学名，五经、地理、音韵等，无所不研、靡所不究，著述宏富，是近代舆地学奠基人。赵之谦因认可他的学术理念，进而关注他的遗著。可惜，邹氏著作多毁于同治二年（1863）“土匪焚其居”。赵之谦辑刻了五种：《五韵论》《读书偶识》《颛顼历考》《红崖刻石释文》《斆艺斋诗》等。

赵之谦致唐仁寿札（分）

由上可知，刻书是赵之谦念兹在兹的事，在他看来，是关系到“二千年气脉”之事，尽管经济拮据，仍竭尽全力谋刻种种罕见书籍，与其编撰《汉学师承续记》同一目的，力挽狂澜，匡正时风。

赵之谦致唐仁寿札（分）

潘祖荫（1830—1890），字伯寅，号郑盦，苏州人。作为晚清重臣，其政绩素来不被人道及，惟其庋藏之三代钟鼎、秦砖汉瓦、魏晋碑帖、宋椠元版，称甲士林，闻名古今。赵之谦约于同治三年（1864）在北京参加会试时，结识了潘祖荫。刻书方面，赵之谦也常求助潘祖荫，本书中仅一通致潘祖荫信札，附在《张忠穆手札》（现藏上海图书馆）跋文之后。张忠穆即张煌言（1620—1664），字玄着，号苍水，浙江鄞县人。南明抗清主将，前后坚持抗清斗争近二十年。最后被捕，于杭州遇害，谥号忠烈。潘祖荫请赵之谦为三十三通张煌言的信札作跋，赵在跋文考证出张氏的信札“皆在濬时作”，并提到“札中言《保黎录》一书未得见，诸家记事亦鲜及之者”。赵还发现黏贴信札的用纸，“以日映之，为明尚书祁念东墓表，其文已阙，然亦有可广记闻者，疑是胜朝遗老收藏旧物，历数百年未经揭褾，真可宝贵。旧签题字，亦非数十年中手笔也”。赵之谦还因感佩张煌言的壮烈气概，在全祖望所辑年谱基础上撰成《张忠烈公年谱》，“闻疑载疑，愿有述焉。证诸本集，期可征信；旁及异闻，有资考索。仍其是者，去其诬罔，别为《年谱》一通，以竟全先生之志，亦慰忠烈于九京也”。并刻入《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中，以传久远。

赵之谦致潘祖荫札（分）

人书合一——由上图藏赵之谦信札看其书风演进

赵之谦像《潘公墓志铭》这样碑版书迹，属于“铭石之书”；像《六朝别字记》《补寰宇访碑录》这样的稿本，属于“章程书”；像此次整理的尺牍，属于“行狎书”。赵氏三体之间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铭石之书”端庄严肃，庙堂之气；“章程书”规矩齐整，自然遒丽；“行狎书”则下笔真率，出于意外。当然，赵之谦还有量的书迹不能简单地归于“三体”之列，但内在的审美轨迹还是清晰可辨的，万变不离此宗。因此，上海图书馆珍藏的这批尺牍除了文献价值外，在书法艺术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

《上海图书馆藏名人墨迹：赵之谦尺牍》内页

赵之谦的书风演变致可分三个阶段：一自青年书始至同治三年（1864），二自同治四年（1865）至同治十一年（1872），三自同治十二年（1873）至光绪十年（1884）。目前看到赵之谦较早的书迹，如杭州博物馆藏的《卧龙山补松歌》，出入唐人端楷，初露颜字痕迹。而咸丰十年（1860）到同治元年（1862），则颜字味道越来越重，看到了何绍基的影子。尽管他在同治九年（1870）给魏锡曾的信中说：“何子贞先生来杭州，见过数次。老辈风流，事事皆道地，真不可及。弟不与之论书，故彼此极相得。若一谈此事，必致争而后已，甚无趣矣。”这段话似乎流露出与何绍基意见相左的味道，实际上寓含两层意思：一、同治九年（1870）时，他的书法已由“颜底”转到“魏面”了，且正在苦苦求变途中；二、何绍基运笔有特殊的手段，用“回腕法”，追求提按的起伏，所谓“虚灵”。而赵之谦追求的是以笔画平实为主，与何氏相径庭。虽源出一宗，而支流各异，一以篆书用笔为入，一以隶书用笔为出。所以，“必致争而后已”。事实上，赵之谦的“颜底魏面”书风是离不开何绍基以及那个时代的书风影响的。有清一代，风贯穿始终。究其原因，颜真卿的人品与书法风格正符合清代士人的需要，其书法中所蕴含的“篆籀之气”又是清代中后期碑学兴起后，连接碑学与帖学的桥梁，之者众，赵之谦也不例外。像本书中致江湜信札，即是这一时期的书风体现。

赵之谦致江湜札（分）

同治元年（1862），赵之谦自温入京赶考，虽试而不售，但在北京结识了沈树镛、温元长、刘喜海、刘铨福、王懿荣等一批金石学界的新朋友，加上老友胡澍、魏锡曾，日夜切磋金石，经眼历代拓片无数，进而着手编撰《六朝别字记》《补寰宇访碑录》二书。在这过程中，赵之谦的书风逐渐由转向北碑。其中取径于邓石如、包世臣的痕迹比较明显，可从以下他给魏锡曾的信中得到验证：

赵之谦致德齋札（分）

此时始悟自家作书病五字，曰：起讫不干净。若除此病，则其中神妙处，有邓、包诸君不能到者，有自家不及知者。（同治三年春）

书中之妙，山人尽之。书之外，妙亦无尽，山人未之有也。安吴包先生，山人弟子也，其于书已有得于书之外者，竟已不及山人。学非专不精，精且专矣，意未尽而力尽，天限之也，万事皆然。（同治三年二月）

八分有进境，即作书更多见地。（同治三年夏）

赵之谦致德齋札（分）

上述引文可以看出赵之谦对邓、包书法下过功夫，并把二氏书法作为自己超越的目标。像他题《完白山人书司马温公家训残本》那路书风正是这几年的代表，洛阳博物馆藏有他致江湜书札二通也是同时期的写件，可资比较。而这次《跋张忠穆手札》与《六朝别字记》《补寰宇访碑录》非常接近，此三件书迹与题跋、尺牍风格的区别，正是“章程书”与“行狎书”的区别。

赵之谦致赵子安侄札（分）

同治四年（1865），赵之谦的书风发生比较的变化。一是阅碑带来的审美变化，二是人生苦闷所带来的对艺术的感悟。他在给胡培系的信中称：“弟读《艺舟双楫》者五年，愈想愈不是。自来此间，见郑僖伯所书碑，始悟卷锋。见张宛邻书，始悟转折。见邓山人真迹百余种，始悟顿挫。然总不解‘龙跳虎卧’四字，及阎研香来，观其作字，乃悟横竖波磔诸法。阎氏学此已三十年，甚诀甚秘，弟虽以片刻窃之，究嫌骤入，但于目前诸家可无多让矣。书至此则于馆阁体背，弟等已无能为役，不妨各行其是。”同治七年（1868），他给孙熹的信中也讲到“弟体原包氏、张氏，而心摹手追在郑文公，此后汉第一人也”。据他自言，北魏郑文公以及时人阎研香的书法是他这一时期书风变化的直接外因。目前所见他给孙熹写的楷隶书作品，以及本集中他给许增、宗源瀚、胡澍等人的书札，则明显看出赵之谦用“卷锋”起笔，转折处讲究修饰，一波一磔，交代得非常用意，而字形偏长，未脱邓石如体势。这一书风一直保持到同治十年（1871）直至他赴任江西而止。

赵之谦致鲍康札（分）

赵之谦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等到赴任江西的机会。然而，环境并未变得对艺事有利，反而官场的倾轧、生活的困顿、身体的病痛，使得他封刀，也不见他在金石上的发现与建树。虽然求书画者接踵而至，但他内心已没了昔日的锐气与豪情，仅仅视为谋生的手段而已。也正因为此，这一时期他的书法变得更加沉郁，增加“无所顾忌”，只写我心。其书体势由同治年间的欹侧修长变向平宽疏宕，尤其他的尺牍，满纸斑驳，不再像过去那样讲究点画使转，而是一种一边写信一边哭诉的情景，后人读之，不禁同情三分。在江西任上致友朋同僚以及家书等，即是例证。

刘熙载《艺概·书概》云：“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以此话来阅读本书所有信札，是最为贴切的。

（原文刊载于《书法报》2021年3月23日第311期58版、6版）

许石如：不一样的赵之谦——上海图书馆藏赵之谦尺牍略述

关于为人

很多文章都认为赵之谦在生活中是苦痛且压抑的。但事实真是这样吗？在上海图书馆收藏的赵之谦信札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赵之谦。那还是咸丰十一年（1861），赵之谦独自在温州谋生，留妻子在绍兴，当时浙地兵乱，他自己日子就很不好过，依然写信安慰认识没多久但非常投机的朋友江湜。信中，赵劝江凡事要看得开，要“解脱”“勿时时忧患”。他还讲到自己的情况：“每遇事之轇轕不开者，初念亦觉眷恋，转眼得空，因空得忘，故险阻当前，伏枕即熟睡，无所谓忧患……吾知弢叔必定睛视，益甫必仰天笑也。”体现出一种凡事不要纠结于过去、往前看的生活态度。字里行间透露出真率与机智，看得出赵之谦在流离岁月中的激荡才情。

赵之谦致谭献札

在另一通写给朋友倪带铭的信中，赵之谦更是展现出其幽默的一面。“新春请菩萨，两次不到，殊欠慈悲。”——你可真是比菩萨都难请呀。“兹特差轿夫两名前来迎接叶舅太爷，在此专等，未知肯光降否？”——今天去接来叶舅太爷了，我俩在这儿等着，恭候您驾光临。可见，虽然生活艰难，但赵之谦可能比想象的要乐观向上。如罗曼·罗兰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它。”赵之谦概就是这样一类人。他虽然热衷仕宦，但并不是官迷。相反，在江西期间，他为官干练，仁爱治民，且颇有德政。

赵之谦致倪带铭札（分）

在上海图书馆藏赵之谦的这批信札中，还有更多他不为人知的生活细节。赵之谦三观很正，常年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十分同情劳苦众的处境。他由鄱阳赴奉新任时，家里仆妇“以行李及其幼子不到，哭囔未已”，被其继子（寿佺）斥逐后自缢身亡。此事让赵之谦感愤怒，表示要将继子逐出家门。由于赵寿佺是过继来的，“若系亲生，定即处死”。在信中他直言“弟平生不欺穷人”，足见其品性。

在公务上赵之谦更是不畏权贵，他在江西任职时，广昌童生一再闹事，当时的教官谢增龄仗着与知府陈廷宪关系好，屡屡包庇闹事者。但赵之谦就不怕，在给同僚的信中表示要严惩此人，“为除暴”。也是因为这种刚硬的性格，让他在江西官场上格格不入，始终未得升迁。

关于篆刻

赵之谦的篆刻最为后世所称道。邓石如“印从书出”的创作模式有开创之功，但也仅此而已。真正融会贯通并将之推向高峰的是赵之谦，他以“印外求印”的手段，广泛摄取古代金石文物元素，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近代的吴昌硕、齐白石等师都从他处受惠良多。20世纪日本最书法家之一西川宁曾打算为自己刻“赵家之狗”印，可见对赵之谦的喜爱程度。

赵之谦致宗源翰札（分）

但是，他本人却不以刻印为主，留下的作品不多。为数不多的作品还有相当一分是同僚友人跟他软磨硬泡来的。在上海图书馆所藏的这批信札中，我们能窥见一二。

赵之谦致宗源翰札（分）

宗源翰曾数次向赵之谦求印，赵在前面的信中还推脱，又是“篆刻久不作”，又是没带刻石头的工具。后来概是拗不过，第5封信中说到“刻印破例”，还约定一年之内一定给他刻好。这是他在同治八年（1869）左右，再次离京南下图谋筹款捐官的时候写的，当时诸事繁多，无心篆刻，故有此说。也有可能是心灰意冷之后，早在同治八年前后已经萌生“封刀”之意。

关于书法

赵之谦的书法在晚清、民国时期是很受欢迎的，尤其以何井荃庐、西川宁、青山杉雨、小林斗盦再到现在活跃于日本书坛的新井光风、樽本树村、高木圣雨等，日本关东地区的书法篆刻界几乎都受过赵之谦影响。这离不开西泠印社“四君子”之一的丁仁的支持。他从1917年至1927年的10年间，和吴隐一起编辑出版了十集《悲盦剩墨》，对提升赵之谦作品的社会知名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据说，这书出来的时候，一时间洛阳纸贵。连带着，赵之谦“所作书牍堂判，片纸只字，人皆珍如拱璧”。值得一提的是，丁是魏锡曾的外孙，而魏锡曾又是赵之谦生前为数不多的至交之一。

赵之谦致胡澍札

赵之谦的书法风格在其一生中发生过几次转变。他早期书法由于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颜字味道很重，甚至看得到何绍基的影子。如致江湜信札，即是这一时期的书风体现。

赵之谦致欧阳文卿札（分）

同治元年（1862），赵之谦在北京结识了沈树镛、温元长、刘喜海、刘铨福、王懿荣等一批金石学界的新朋友，加上老友胡澍、魏锡曾，日夜切磋金石，经眼历代拓片无数，进而着手编撰《六朝别字记》《补寰宇访碑录》二书。在此过程中，赵之谦的书风逐渐由转向北碑。尤其是同治四年（1865）后，赵之谦的书风发生比较的变化。用“卷锋”起笔，转折处讲究修饰，一波一磔，交代得非常用意，而字形偏长，未脱邓石如体势。这一书风一直保持到同治十年（1871）直至他赴任江西而止。

赵之谦致方少庵札（分）

赵之谦到江西任职期间，已经步入晚年。这一时期他的书法变得更加沉郁，无所顾忌，心手两忘。其书体势由同治年间的欹侧修长变向平宽疏宕，尤其是他的尺牍，满纸斑驳，不再像过去那样讲究点画使转。

赵之谦致方少庵札（分）

关于上图藏赵之谦手札

上海图书馆所藏的赵之谦手札真实地记录了赵之谦书法风格的前后转变。赵之谦一辈子的信札，传下来的也不过六百多通，其中相当一分还流失国外。而上海图书馆收藏的赵之谦尺牍在其传世墨迹中占有很重要的分量。不过这些尺牍平时秘藏宝匣，即便是馆内人员也不轻易得见，此次有赖止观书牵头策划，与上海图书馆合作，将馆藏赵之谦尺牍整理出版。《上海图书馆藏名人墨迹：赵之谦尺牍》，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内容上，亦或是从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角度而言，都是意义非凡的。

《上海图书馆藏名人墨迹：赵之谦尺牍》书影

首先，这套《上海图书馆藏名人墨迹：赵之谦尺牍》是首次被系统性的鉴别整理，共计整理出手稿147通，存疑60通。故录入赵之谦的尺牍真迹87通总计161纸（含名刺）完整刊布。件件皆为精品，其学术与艺术价值极高。这些信札分别是致江湜5通（一封缺上页）、王晋玉2通、胡澍1通、鲍康1通（缺上页）、潘祖荫1通（附跋文1则）、赵蔼庭10通、戴望5通、唐仁寿6通、胡培系6通（两封有缺、一封有沈尹默题跋）、宗源瀚6通、许增1通、谭献1通、倪带铭12通、方少庵2通、欧阳文卿3通、蔡耀翁3通（一封缺页）、赵子安侄2通、同僚友朋11通及佚名9通。

《上海图书馆藏名人墨迹：赵之谦尺牍》书影

信札中涉及量赵之谦的生活细节，对研究赵之谦的生平及文艺成就都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致鲍康、唐仁寿、宗源瀚、倪带铭、欧阳文卿等，均是第一次发现与赵之谦有书信往来，对他人的看法和评价极为的敏感。事实上，是赵之谦生平交游的重要补充。

《上海图书馆藏名人墨迹：赵之谦尺牍》内页

赵之谦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具有全面修养且有开创之功的书画家、篆刻家，同时还是一位学者，一生致力著述，于经学、史学、词章、金石学等方面皆有成就。本书中有相当一分信札都是赵之谦与友人的学术交流。尤其是其中5通致戴望书札，非常重要。信中提到的人名被他录入《汉学师承续记抄撮本》的就有14位，分别是：李善兰（壬叔）、冯登府（柳东）、徐养原（心田）、严元照（九能）、严可均（铁桥）、丁杰（升衢）、施国祁、杨凤苞、张鉴（秋水）、张星鉴（问月）、凌堃、胡澍以及戴望等，可证赵之谦在编撰《汉学师承续记》的过程中，与戴望书信频繁，或订正史料，或探讨学术。这些信清晰地反映了赵之谦的学术理念。

《上海图书馆藏名人墨迹：赵之谦尺牍》内页

上海图书馆庋藏之赵之谦遗墨，计约四十余种二百余件。《上海图书馆藏名人墨迹：赵之谦尺牍》由上图历史文献中心尺牍专家梁颖先生与美术学院教授、赵之谦领域权威戴家妙先生共同编著。对上图藏赵之谦手札去伪存真，复作释文标点，终使此宗馆藏得以去赝存真，犁然成编。给读者阅读及文献研究提供了极的方便。

（原文刊载于《书法报》2021年3月23日第311期4版）

锁剑：赵之谦行书尺牍之美

书体骨格，乃为书法立法之基石。宋人赵孟坚有论：“态度者，书法之余也；骨格也，书法之祖也。今未正骨格，先尚态度，几何不舍本而求末耶？”书之骨格作为书法之根本，欲立书之法，必先正骨格，欲正骨格，亦需体势完备，以立形状，还需笔势骨劲，以立风神。卫铄《笔阵图》有论：“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骨格构成中骨法用笔，是书法结体和笔法在力、势、质的综合表现。

赵之谦致戌牧札

沈度《明史·文苑》有记载：“书有筋骨。”赵氏行书尺牍因融入魏碑体势骨气，以强其骨格。米芾在《海岳名言》里亦有“字要骨格，肉须裹筋，秀润生，布置稳，不俗”之论，可见书法骨格不立，易流于俗格。赵氏在同治四年完成书风改头换面，初具魏碑特征，同治五年始，书风趋于成熟，其魏体楷、行书皆以宽博、厚重、欹侧的审美特质，确立魏体书风为核心的书体骨格。赵氏行书尺牍中这种魏体骨格是其书风的重要特点。

赵之谦致王晋玉札（分）

赵之谦行书尺牍的风格变化过程，是从形而下之取魏体骨格立形，后融变骨气与，并用于日常书札，最终达到形而上的形神统一的境界。传神写意而不圄于陈法，实现以魏体骨格立形，以晋人写意，正所谓书到妙境能“达其性情，形其哀乐”。

赵之谦行书尺牍参以晋人，使其形质独特而神采焕发。魏晋时期，社会处在以庄周为主导的玄学风气之下，因此人们更多关注人的精神气质。

赵之谦致王晋玉札（分）

赵氏尺牍行书中的气格

气格这里不仅指书法本身的气息，也指从书法作品中传达出的作者的精神品格。在书法里，支配“气”的是观念、感情、想象力，气味则各异。如赵壹在《非草书》里有云：“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陈绎曾也在《翰林要诀》里对“气”有述：“清和肃壮，奇丽古淡，互有出入者是。”书法中的气格因人而异，其重要性高于书写功夫。此外，苏惇元在《论书浅语》中也强调：“书法最重要在气味，不在呆功夫。”

赵之谦致蔡耀翁札（分）

赵氏行书尺牍中侧势和横势并存，是魏体书风华美外在装饰性的体现。刘熙载有论“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刘氏所论“士气”，即充满“高韵、深情、坚质、浩气”的儒雅士子之气。从赵之谦的成长了解到，赵氏早年饱学诗书，具备传统儒家“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是真正意义上的儒雅志士。

另外，赵氏书学思想的形成，即以魏碑骨格为核心、变革书风的创新思想与探索。实则继承和发展阮元书分南北派，以“究心北派，寻魏齐之坠业”为探索目标的书学思想；并受到包世臣提出的北朝人书“万毫齐力”“始艮终乾”等书写古法的影响，形成了既有古法又儒雅的书风，其成熟时期的行书尺牍成为这种古雅气格的代表。

赵之谦致二哥札（分）

苏轼有诗云：“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东坡此处的“通神”，乃是指书法作品中的书卷气息。此外，宋人提出了“广以圣哲之踅入书，书乃贵。”明人董其昌提出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清末杨守敬在《书学迩言》中也提出：“以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二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气自然溢于行间。”可见历代书家不仅强调书法的艺术性，更强调书家自身的学问修养，把学问修养作为书家内在精神气质承载，这种精神气质体现在书作中便是书卷之气。

《行略》中记载：“家固丰厚，多藏书……府君益攻苦，思奋自以昌宗。”“于是覃研典籍，上自经史，下迄百家，名物之臣责，性道之微，口诵心记，旁通贯串……”由此可知，赵氏早年饱读诗书、涉猎广泛，以至“胸罗万有”。根据赵氏自己在《章安杂说》里对书家高境界的评述称：“绩学儒必具神秀……”方可知其对书家学养的重视，这也是赵氏行书尺牍中“书卷气溢于行间”的根源。

赵之谦致二哥札（分）

通过对赵之谦书风变格的研究发现，赵氏自同治四年（37岁）完成书风的变格，并正式步入碑派书家的行列。

碑派书学是自清乾嘉后以金石考据之学发展而来，初为金石文字考据，后转入对金石碑刻等书迹的古法探究和学；是一种以苍茫、浑厚、朴拙为主要审美导向的书法艺术表现形式。

赵之谦致胡培系札（分）

在赵之谦书风变格后的作书法品中皆存金石之气。其中魏体行书尺牍又是融合最为成熟和新颖的典范之作。赵氏以常人难以企及的魄力和艺术资质，成功打破了传统行草书温和妍丽的藩篱，使其既具备碑学的金石气味，又兼有魏晋古法和，也反映出了赵氏行书尺牍，在碑帖融合方面的新高度。

淳朴之气

扬雄《法官·问神》有言：“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刘熙载《书概》亦论：“书者，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写字者，写志也。”“贤哲之书温淳，骏雄之书沉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书如其人，人的学问修养会影响其审美趣味；人的思想境界亦会影响其艺术境界；人的精神气格会影响其艺术气格。

赵之谦致佚名札（分）

从《行略》中记载的赵氏“益攻苦”“自奋以昌宗”“覃研典籍，上自经史，下迄百家”。和上文分析的赵氏人生成长，可知赵之谦以“昌宗”为人生奋斗目标，心存传统儒士“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且。赵氏早年的博学苦读，铸就了忠君爱国的儒士之气格。但因其仕途坎坷，只能靠易艺捐官，走上“治平”的人生仕途，只可惜英年早逝留有遗憾。人生遭遇的种种坎坷曲折，却成就了这位旷世书法家，可观其淳朴的人格品质。在赵氏行书尺牍中弥漫淳朴之气，既是其才学、性情的代表，也能传达出温醇质朴的贤哲之气。

赵之谦致佚名札（分）

综上所述，赵之谦行书尺牍，以魏碑骨格拓宽博之体，壮铮铮铁骨之气概；以晋人，融凌厉之圭角，增绩学儒之神秀。且具备优雅古风、厚重淳朴的饱学士子的形象和精神品质。

赵氏以新颖的书学创新思维、独特的融合变格实践和崭新的书法面貌，向世人诠释了魏格晋韵融合的可能性。其成功之举也启发后学者在书学成长过程应保持探索创新的开拓思维，胆尝试，踊跃革新，推动书法艺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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