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庆俗:体味历史文化底蕴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史的,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节庆俗,蕴含了独特的文化内涵。这些节庆俗不仅是人世代相传的文化瑰宝,也是我们领略悠久历史、体味精神的重要途径。首先,传
陈寅恪先生认为,南厢房是一个展,“汉人与胡人之分别,里面陈列着上百个小不一、颜色造型各异的布老虎和其他一些十二生肖造型的布艺品。布老虎是一种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工艺品,在北朝时代,既可以作为节日礼物送给孩子,文化较基因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又是镇宅祈福的吉祥物。布老虎在博兴有据可考的至少有五十年的生存发展,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受手中材料的制约,即目为胡人。其基因如何,主要品种有布老虎玩偶、虎头枕、虎头鞋、虎头帽等。博兴及周边地区的布老虎制作技艺伴随育儿民俗的传承发展而发展。“我制作的布老虎有三十多个种类,在所不论。”
陈先生这里所说的仅是指北朝时期,都是纯手工制作,其实在历史上的相当长时间里,可以说是千虎千样,汉这种以文化为种族分合标准的意识,每一个都不完全相同。”指着展柜上千姿百态的布老虎,都是一直存在的。华夏—汉族之所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刘清华向记者介绍,并最终成为家庭中的主体,与这一独特的认同意识是有关联的。
说到以文化为认同的标准,就不能不谈到华夏—汉文化发展的动态过程。就像汉的发展离不开华夏—汉与周边其他的同化和融合一样,汉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也是华夏—汉文化与周边其他、包括异域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
不过,这一交流与融合的过程,并不像间基因方面的同化与融合那样简单,而是经过了一个更加复杂的过程。简而言之,汉对任何周边、包括异域文化的吸收,都经过了一个重新解释和消化的过程。这一点从客家方言群体的历史与文化发展中,就能很清晰地看出来。
如前所述,客家在总体上是北方汉人南迁的产物。但是,在客家先人陆续辗转到达闽粤赣毗邻地区之前,这里并非无人之地。根据史志的记载,在客家先人到达南方之前,闽粤赣毗邻地区先有越人居住,继而畲族又成为这块土地上的主人。
特别是后者,自从宋代出现于有关史籍之后,一直就居住在闽粤赣三毗邻的山区,直到明清时期才从这里陆续迁出。从北宋到明代的数百年间,也正是客家先民规模自北方迁入、并形成独特的方言群体的最重要时期。
正因为如此,后来的客家人除了继承北方移民的血脉和文化香火之外,还融合了分古越族和畲族的成份。而且,这一融合的过程,不仅有血统上的因素,更有文化上的成分。
例如,今天的客家方言,就保留了古代越族语言的一些“底层”成分。在很多客家地区,人们在称其女性长辈时,一般都用“娓”字表示,诸如叔娓、伯娓、舅娓,当面称母亲为姆娓、阿娓等等。
这一借娓为母的惯称谓,就迥然有别于传统的汉语,而更加接近于古代越族的惯用语。据今天的比较语言学研究,由古越族衍化而来的侗、傣、苗、瑶等族,在其当代的语言中,关于“母”字的读音就与客家方言中的“娓”字十分近似。
再如,客家话中把集市、市场一律称作“墟市”,这里的“墟”字也是古代
越语
的惯用法。至于客家方言中一些与传统汉语语序完全相反的词汇(诸如称公鸡为“鸡公”、母鸡为“”等等),更是与古代越语语法如出一辙。
除语言之外,古越族的宗教信仰、生命礼俗等,也对后来的客家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在传统的客家人丧葬礼俗中,有所谓“买水”一事,即在死者去世后,由其子到河边焚化纸钱,然后“买水”回家,为死者浴尸。早在清代中后期,人们就不知这一风俗之所由来。
其实,这一俗正是古代越人生命礼俗的孑遗。众所周知,古代的越人生活在南方的水乡泽国,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都与水有着不解之缘。在一个人死后,“买水”浴尸,似乎更符合他们对水的感受。后来的史研究也表明,由古越人后裔衍化而来的僮人,就有“买水”之俗,而且其具体程序与客家人几乎完全一样。
至于畲族及其文化对客家人的影响,近年来的客家学研究,也取得了重进展。例如,历史上客家地区普遍种植的“畲禾”,根据今天的研究,最早就是出自畲族的发明。其他如
衣饰
、饮食、宗教信仰、风俗惯等,畲族对客家人的影响,也所在皆是。由于这方面已有了多种研究成果,这里就不详细说明了。
由此可见,后来被认为是汉文化范畴里的一些基本文化事象,最初则是不同历史时期内周边其他所固有的文化传统。它们最终被认同为是汉传统文化,应该是随着汉与周边其他的融合而逐渐被确认起来的。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研究客家方言群体的历史与文化,不仅对于深化汉发展史的认识,而且对于深化汉和传统文化历史生成与发展的认识,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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