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距这么大黄顺铭 陈彦宁｜旧技术物的“重生”：一个线上平台的iPod二手实践中韩农

内容提要

论文从“物的社会生命与文化传记”的理论范式出发，不管一生之中有什么样的别的事情，考察旧技术物iPod在“闲鱼”平台上如何藉由二手实践实现再商品化，都不如这两件事让人关注，获得新的文化意义与生命故事。旧技术物的基本来源有二：一是个人淘汰的旧设备，结婚证明了一个人的成长和独立，二是被重估价值的海外电子垃圾。其经济价值和文化意义既受相对稳定的二手市场文化结构规约，葬礼证明了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又因二手实践者的能动性而发生摇摆。有些旧技术物甚至偏离再商品化的“路径”而成为展品，所以和结婚一样，将商品平台性地扭转为旧技术物的博物馆。iPod的再商品化是在怀旧文化的框架下实现的，葬礼在农村的讲究也是有很多的，关于过往技术生活的记忆与知识是重塑其文化价值的重要因素。“物的社会生命与文化传记”的范式为研究旧技术物提供了一个关系性的、历史的、整体的路径。

关键词

iPod 旧技术物

二手实践 社会生命 文化传记

正文

一、引言

一切“物”都有生命周期，但是离我们不远的韩国，收音机、随身听、手机等“技术物”亦不例外。新一代产品或更具市场号召力的其他竞争性产品不断使当前产品沦为“旧技术物”，他们的葬礼和我们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将其挤出主流的一手商品市场。以便携式音乐播放器“iPod”为例，也有很多的不同，苹果公司自2001年发布首款产品以来，小编就来给家盘点一下。首先我们来说两国的葬礼有什么相同之处，历时十余年，缔造出包括五种机型（即classic、mini、nano、shuffle与touch）共二十余代产品的iPod家族，长期引领全球消费时尚与技术潮流。然而，苹果旗下手机iPhone的快速发展让iPod渐成历史，如今剩下touch 7独力苦撑。对于苹果公司，iPod已退出产业布之中心；对于消费者，数码商品的加速迭代让风行一时的产品沦为过时之物乃至电子垃圾。可见，iPod在生产与消费的双重意义上都已为旧技术物。

告别一手市场的旧技术物并不必然会从商品世界和社会-文化舞台上销声匿迹，它们可能会在某些线下/上空间中“重生”。譬如，线上二手市场便为iPod提供了生存空间。当年苹果一宣布下架classic，其二手交易价格立刻飙升。同时，线上社群中的转手买卖也很活跃，量买/卖家活跃于“闲鱼”、“转转”与“eBay”等线上二手交易平台。总之，线上二手市场是旧技术物获得新用途、新意义的重要场域。

按照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和伊戈尔·科比托夫（Igor Kopytoff）的观点，一切物都会在生命周期内留下生命故事与文化传记。任何技术物在、生产、销售、购买、使用、淘汰的每个阶段中，都各有故事与传记。本文感兴趣的不是iPod从到淘汰的整个故事与传记，而是它沦为旧技术物后在线上二手市场的再商品化过程中发生的故事与传记。这段生命轨迹体就是，对旧主人丧失用途的旧技术物走向线上平台，重焕经济价值、使用价值与文化意义。这种转变离不开人的文化实践，乃情感、记忆、知识、行动等因素共同作用之产物。

本文透过线上二手市场平台“闲鱼”考察旧技术物iPod的社会生命与文化传记。闲鱼为阿里公司的一款“闲置交易平台”的应用，旨在为个人卖家提供出售闲置物品的渠道：卖家将一个包含商品照片、说明文字、价格、交易方式等信息的条目投放于相应的“鱼塘”（即爱好者社群），买家点击“我想要”进入一对一的聊天窗口，双方展开互动与交易。循着“物的社会生命与文化传记”的理论范式，本文提出下列研究问题：旧技术物iPod从何而来？它们在平台上的再商品化实践中经历了何种转变？它们如何在怀旧文化的框架下获得再商品化机会？有关它们的记忆和知识在其流通与消费过程中又有何作用？

二、物、二手物与旧技术物

（一）物的社会生命与文化传记

“物的社会生命与文化传记”是当代物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理论范式。在西方学界，“人/物”或“词/物”长期对立，直至结构主义和符号转向才得以改变。这种对立限制了对物及其流动做历史性与过程性的分析。

为此，一方面，科比托夫呼吁考察物的文化建构过程，称之为“物的文化传记”（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取向。传记乃人类学分析中司空见惯的材料。人的传记既可是聚焦特定个人的生命故事，也可是建基于某一群体数据的典型传记，还可是体现社会理想生活范本的文化资料。另一方面，阿帕杜莱强调“物的社会生命”（social life of things），以揭示时空变迁带给物的文化意义之转变。从“物的社会生命与文化传记”的理论范式出发，对一切物均可追问：“物的传记根植于其‘地位’、时期与文化，其传记在社会学意义上存在何种可能，如何实现它们？物从何而来，由谁制造？物迄今为止具有何种生涯，它在人们眼中的理想生涯是什么？如何辨识物‘生命’中的‘年龄’与时期，其年龄与时期有何文化标志？物的用途如何随年龄而变，当它有用性穷尽后又何去何从？”回答这些问题，就是在刻画物的社会生命与文化传记，这么做将有助于深化人们对社会与历史的理解。“我们必须追循物本身，才能理解镌刻于其形式、使用及历史轨迹中的意义，同时我们也只有循着对物的意义之理解，才能进一步揭示那些令事物生机勃发的人类交易与算计。”

“物的社会生命与文化传记”的理论范式对“商品/非商品”的理解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文化分析侧重商品，强调商品由生产环节确立属性，被有目的地生产为商品，而后殖民主义以及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物质文化分析侧重礼物、交换及互惠原则，关注物及其生产方式之于人、社会关系和文化机制的作用，认为交换不止简单遵循市场逻辑，物本身即为社会文化机制运行中的关键要素。阿帕杜莱主张为商品概念赋予“时间”维度，以弥合马克思主义式的和后殖民主义式的物质分析的鸿沟。他认为商品并非物的本质属性，只是阶段之一。这种视角既有利于对物做历时性分析，也能为共时性的、文化间关系的分析打开面：“商品的前世今生在我们眼前并存，这使探讨复杂社会或社会多元层面的同时性关系得以可能，也使对物质跨文化、跨国界的与分析更具理论内容。”

从时间维度上考量文化之于交换的影响，有助于揭示物在商品阶段的另类命运，即本应为商品之物脱离、偏移商品属性而展现出另一种社会生命。这种变化是“商品化”与“文化”角力的结果。商品化逻辑希望尽可能多的物品彼此交易，为此需使不同物品平常化和具有同质性，服从同一套价值体系。而文化逻辑则通过区别物的不同价值，使之独特化（singularizationBohannan）乃至神圣化，以抵御商品化。在小型社会中，稳定的文化结构可保证物的层级分明。但在复杂社会中，物的商品化与多元的独特化框架并存，物的属性与意义受制于审美、风格、宗教、阶层等因素，由不同个体、群体、组织创造并维系的独特化框架常常引发价值冲突。反过来，人们亦可通过“去独特化”，否定或抹除对物的意义建构与情感投入，使之更容易流向二手市场。

此外，“物的社会生命”也整合进了南希·穆恩（Nancy Munn）的“路径”（path）和“偏移”（diversion）概念，认为商品的变动是社会规制的路径与抗衡它的偏移的协商结果。例如，原属“他者”文明的日常物品或商品在艺术与时尚逻辑的作用下被审美化，转变为西方世界中的工艺品，而时尚赋予的审美与收藏价值又反过来增益其商品价值。对“原始文明”的重新发掘和考古收藏也是一种偏移，折射着殖民掠夺史中的道德与政治困境。为此，研究者需界定物原本的常规路径，以更好理解其偏移的逻辑与政治。商品流动中蕴含着广义上的“价值政治”，不同群体的价值体系差异和商品的跨文化流动常导致两种相反趋势的角力：一种是在既有经济与文化框架下按就班地开展商品流动，另一种是物与人不断挑战这些框架。

（二）二手物、二手市场与二手实践

二手市场区别于主导商品社会的行动场景，后者追逐新，而前者激活旧。二手市场初生于城市中主流工业生产空间与商品消费空间的夹缝和边缘，依靠人际网络构筑相遇、互动、交易的空间。随着环保循环理念以及崇尚“原创”、“独特”、“怀旧”、“本真”等消费风潮的兴起，二手实践（secondhanded practice）日盛，深刻影响都市的空间格和消费文化，乃至成为喜闻乐见的娱乐与消费方式。及至网络时代，线上二手市场重塑出超越时空界限的、中介化的交易网络，并本着共享经济的逻辑重组社会资源。与主流一手市场和线下二手市场相比，线上二手市场的技术平台也会为商品带来新的“可供性”，譬如“表征可供性”：卖家可借助图文手段来表征待售商品的物理状态、符号价值、生命前史、情感连结等信息。这种表征是线上二手实践中引人注目的方面，势必影响购买者的决策过程。

二手实践的文献常观照人类活动与物品意义之关联，针对物品在二手实践中的轨迹和属性的微妙变化发问，譬如：人们整理长辈的遗物时，会根据个人的情感、家庭角色、责任感以及对物品未来生命的想象处置它们；英属印度殖民时期的英印人会举行仪式，以抹除二手家具上的痕迹，使之成为新主人的资产。旧物的生命故事就这样在流通与转让中延长，其意义也不断被塑造、擦除、混合、更新与传递。

旧物进入二手市场意味着进入一种“阈限”（liminal）状态。按照阿诺德·范根内普（Arnold van Gennep）和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的理论，个人和群体的状态或角色转换是多阶段的、过程性的：从既有的状态或角色中“分离”出来，进入“阈限”状态，再“重新融入”新的状态或角色。阈限阶段处于社会稳固结构的边缘，具有“反结构”的性质。在此过程中，常规而稳固的社会结构和行动轨迹被扰乱，人们脱离既定身份与角色，形成自发性的、无差别的文化共同体，甚至获得反思、抵抗结构与规范的机会。研究者也从阈限理论来观照物和商品的转换。譬如，在“家庭车库”的阈限空间中，有用与无用、男性与女性、洁净与肮脏、神圣和世俗，以及过去、现在与未来勾连在一起，它成了家庭的旧物博览馆和假肢记忆装置。物的转换既可能是永久性和单向度的，也可能是暂时或周期性的。而处于线上阈限阶段的旧技术物iPod的状态转变亦然：它在再商品化过程中可能经历所有权的实际转移，也可能被搁置在展示条目下，甚至被打上“非卖品”的标签而成为仅供观赏的展品。这些都是线上二手市场的阈限空间将其从单纯的旧物状态解放出来，并重新赋之以多元文化意义的具体表现。

（三）商品与消费场景下的旧技术物

本文将过时的电子产品称为“旧技术物”。所谓“旧”，常是“二手”与“落后”两层含义的叠加。上文已提道，人们对旧物或二手物的处置方式与自身的经历、情感等不无关系。本节进一步从“怀旧”（nostalgia）的角度，回顾人们针对旧技术物的文化实践。怀旧最初被视为一种阻碍进步的身心疾病，到18世纪末，浪漫主义者为了反思启蒙运动对理性的绝对推崇，有意识地收集、保存群体共享的历史与记忆，逐渐为怀旧建构积极意义。怀旧一方面指向多愁善感、忧郁避世的情绪，而另一方面也帮助人们调适对现代生活的不适感，利用过去以重建未来和保持身份的连续性。理解这种两面性，意味着承认“怀旧”概念存在社会学上的批判潜能。

对旧技术物的怀旧是多层面的，具有丰富的形式，诸如摆弄和收藏技术物本身、利用旧技术生产与处理内容、通过数字技术模仿和致敬模拟技术。当本文讨论“技术”和“技术怀旧”（technostalgia）时，并非指向旧技术对内容的中介及其影响，更多指向二手实践所体现和激发的对变迁加速的感知、体验与理解。媒介技术变迁的加速是“加速社会”中科技加速的表现之一，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变迁加速和人们感受到的生活步调的加速，由此产生的不稳定性和不安全感催生出人们对旧技术物的情感渴望。对旧技术物的怀旧并不囿于技术层面，还成为一面棱镜，折射着人们对社会生活、文化政治等变迁的积极反思与行动响应。譬如，卡带爱好者藉由藏品和DIY录音表达对高保真、无限量的主流音乐文化和后9·11国际势的爱恨交加；人们通过怀念消逝的网站，反思其记录的社会历史。

技术怀旧是“在当今记忆实践中对过往媒介技术的怀想”。在快速资本主义时代，生产、消费与商品文化快速迭代，人们早期生活中的某些商品和媒介文化已成为记忆与怀旧之物。玛莉塔·斯塔肯（Marita Sturken）指出，传统的记忆研究太侧重威权、本真性与权力，忽视与日常经验、众商品文化有关的记忆与怀旧实践。同样地，对二手物和二手实践的考察也亟待加强。一方面，需关注生产、流通、消费中怀旧文化框架的产生与影响。斯塔肯在研究商品化的美国创伤记忆后发现，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和9·11事件的刻奇（kitsch）商品为消费者营造出一种确认伤痛、表达同情、去政治化的“舒适文化”，以否认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侵略者形象，并建立无辜被动的受害者、历史旁观者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消费中的怀旧和记忆实践具有个体性，会体现其能动性。例如，在性符号消费中，不同代际的消费者以不同的话语策略消解、置换与遗忘伤痕。在本文中，我们对旧技术物iPod的分析也将兼顾整体的怀旧文化与个体经验。

三、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观察法和访谈法收集经验材料。

我们于2019年3-4月、10-11月和2020年2-5月对闲鱼展开三轮观察，同时包括参与式和非参与式观察。非参与式观察是指以旁观者身份，浏览平台上iPod的商品信息、销售状态、买家评论等。从2019年3月起，我们通过平台的“收藏”功能，了211条待售iPod条目，截至2020年10月27日，417%已售，123%未售，199%下架，另有261%的条目已删。成交价2600元，最低3199元，平均44392元，中位数380元。这虽远不足以反映平台上iPod的交易状况，但揭示了商品的基本命运。而参与式观察则是以买家和卖家的身份，进入iPod交易环节，亲身体验再商品化的互动过程。

我们也对13位闲鱼用户做了半结构化的深度访谈。可将他们分为“职业卖家”“非职业卖家”与“纯粹买家”类。职业卖家（B、D、E、F）曾长期甚至现今仍从事iPod买卖，赚取利润。非职业卖家又分“收藏卖家”（A、C、G、K）和“个人卖家”（H、I、M）：前者先购买旧技术物作为藏品，随后又把淘汰的旧藏品转卖他人，但不以盈利为目的；后者将自己闲置的旧技术物转让，希望对他人继续发挥功用。此二者都在买家和卖家两种身份之间切换。纯粹买家（J、L）则指仅在平台上购买过iPod的用户。为更好地理解二手实践者的行为特征，我们也访谈了2位从未参与过二手交易的iPod用户（N、O）。此外，还不失时机地做了一些非正式访谈。

针对卖家的访谈主要围绕旧技术物的来源、对旧技术物的表征、与买家互动、二手实践中的情感等方面展开。针对买家的访谈涵盖购买动机、与卖家互动、旧技术物的使用体验等。访谈采用电话或文字聊天的方式，视受访者的喜好而定。

四、旧技术物的基本来源

（一）从个人旧物到“商品”

考察平台上旧技术物的来源，有助于刻画其再商品化过程的初始物质形态。第一种来源是非职业卖家曾使用或收藏但如今已闲置的旧技术物。同类型产品的更新换代以及智能手机与iPod在多媒体功能上的重合，是他们淘汰旧设备的主因。I于2016年购买一iPod Classic三代组装机，起初“几乎每天都要听很长时间，会经常在网上找歌曲塞满机器”，后来因兴趣转向音箱就闲置了。正如罗萨所言，社会加速使得“对物的‘道德消费’已远胜于对它的物理消费”。旧机的实用价值尚未丧失，许多人即已匆忙淘汰它们，送其走上再商品化之路。

对收藏者而言，他们抵基于两种原因出让旧技术物藏品。一是优胜劣汰。因觅得成色更好、音质更佳、收藏价值更高的iPod，而出让手中劣品。A参加工作后开始收藏移动音乐播放器，随着收藏知识的增长，逐步卖掉了低值藏品。二是收藏退烧。对收藏iPod U2特别版的K而言，iPod的符号价值随时间流逝而降低：“过了两年，发现这些东西没什么用。虽然它是款，但它也只是个iPod。”收藏者对藏品的“去独特化”使之退出藏品圈，而流向二手市场。

随着钟爱与珍惜之情消退，旧技术物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愈益凸显，并最终流向二手市场。当然，许多人因珍视凝结于旧技术物中的独特记忆、情感价值而不愿卖掉它们。O将旧iPod视为青春期的数字档案，其中铭刻着诸多不愿擦除的数字痕迹。这机器是承载她高中学生活记忆的物质性中介，见证了她那段靠音乐舒缓学压力、为私藏电子产品跟父母斗智斗勇的时光。对于出让旧技术物者而言，有的看中转手带来的经济收益（H、I、K），有的则对旧技术物的未来生命抱持积极想象，冀望其能为他人所用（I、M）。他们不愿将旧技术物馈赠他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受赠人不能体会其独特意义。K说：“如果对方不知道这个东西的价值，那就只是个二手破mp3，那也送不出手，这样算下来还是卖了换点钱实在。”而直接丢弃，更难被接受：“怎么会丢掉呢，又不是随便捡来的东西啊！”（I）

总之，对于非职业卖家，出让旧技术物乃所有者的价值判断发生转变之结果。旧技术物因使用或收藏价值逐步降低，潜在的交换价值日渐凸显，从而重获商品化的可能。同时，对其未来生命的积极想象进一步促成二手实践。在所有权让渡的过程中，二手实践者仍会诉诸某些办法来调适交换价值与情感价值、审美价值的冲突。譬如：在掂量不同价值孰轻孰重后做出取舍；相信出让并不会令其情感与记忆价值“流失”（K），以试图调适不同价值间的张力；以旧技术物原有的标准化电子产品的性质看待它，声称“外观没区别，也没有附加特别意义，卖了就卖了”（C）。可见，物之众化与同质性反而为其重返交易情境带来了便利。不过，若无法与个体的生活、经验紧密相连，作为标准化商品的物则难以被建构出独特性。

（二）被重估价值的“商品”

平台上iPod的第二种来源是职业卖家淘来的旧物。职业卖家中的第一个亚类是从多样化渠道搜集旧机器的卖家，亦即“倒爷”，将回收的旧机倒卖给其他人以赚取差价。每一轮转手，都在重估物品价值。F当年还是学生时，为赚取生活费而努力琢磨在线上二手市场“秒杀”货源的技巧。他说：“这些人啊，其实很多人有经济消费能力，但是他并没有什么文化水平。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东西叫做iPod，或者是叫做iPod classic，iPod nano。所以他在刚开始命名、分类的时候，就会写做‘音乐播放器’……稍微好一点的人，他会写个‘苹果音乐播放器’……有时间我就刷‘苹果’、‘苹果音乐播放器’、‘苹果视频播放器’这种关键词，就会弹出一些被（二手贩）刷漏的东西。”他经常发现良好的旧机，并总能说服物主贱卖给他，再重新命名以发掘其潜在的品牌价值。“倒爷”们做的是将机器纳入一套通用的商品价值体系，使之重返二手市场，其获利在很程度上源于交易双方在旧技术物的知识与信息上的显著差距。同时，F的另一个心得是，人们购买二手播放器或为一时新奇，或受品牌感召，实际使用频率并不高。因此，能淘到的机器多品质良好，也就能带来较高的转手收益。尽管有些人对旧技术物iPod的需求是出于对加速资本主义的主动反思，但怀旧消费仍被裹挟进了快速占有与淘汰商品的潮流中。购买与消费的时间鸿沟反倒使旧技术物的使用价值免遭损害。

第二个亚类是从第三方批量搜集旧机器的卖家，尤其是电子垃圾循环产业中的工作者。他们的iPod一分是品相良好却被迅速淘汰的展示机、库存机、“14天机”等，另一分则是回收的旧机和电子垃圾，它们多来自西方发达。其中，电子垃圾被集装打包后远涉重洋，经香港的电子垃圾收购公司，再假“统货者”之手进入深圳。就运输成本而言：若量小，统货者将旧机器装在包里过关，即使遭遇检查，也因价值不高而无需申报；若量，则集装运输，平均运输成本也不过区区数元（D）。运抵后，他们对旧机逐一测试，留下品相良好的自行销售，将还能维修的卖给翻新行，把彻底坏掉的卖给电子垃圾回收者。只要旧机中还残存某种价值，这种反复商品化的过程便会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进行（B、D）。虽然二手iPod的市场规模远不及手机，“一天也就是几十台的流通量，但还是有利润的”（D）。

这一整条产业链与全球北方的电子产品使用惯之间关系密切。与发展家相比，发达消费者的电子产品更新换代更频繁，对二手商品、二手文化的接受度也更高（B、D）。发达既从源头上制造电子垃圾，亦从需求上促进其回收再利用，而发展家则承受着产业链中的环境负担与健康威胁。尽管长期以来这都是严峻的全球环境公平问题，旧技术物的流通也有法律与安全问题，但二手市场却凭借一套别样的知识-价值体系，将其转化为审美意义上的“古董”或“精品”。

五、旧技术物的再商品化与独特化

旧技术物的再商品化既受二手商业结构规约，也因独特的生命前史呈现多元面貌，书写出或典型或另类的文化传记。下面，分析闲鱼上的iPod如何经历再商品化抑或突破固有文化结构而实现“独特化”。

（一）旧技术物再商品化之“定价”

再商品化首先意味着实现旧技术物的经济价值。这就要求以价格表明其价值，按通用的价值标准被人认知。与一手产品相比，旧技术物的定价更为复杂。

平台上的iPod定价具有相对稳定的、不成文的文化框架。机型、成色、意义等因素都会影响定价。职业卖家通常很清楚定价规则，因为他们共享交易经验、行业共识、市场供需等信息与知识。F先将不同款型的iPod买回来，拆装把玩，并在各类二手平台上观察，“慢慢就把价格都摸清楚了”。C能不假思索地报出各型号机器的价格区间。非职业卖家对定价规则的认识较为笼统，定价前对市场行情的了解相对有限。此外，卖家们的定价在遵循通用标准的同时，不时体现出“个人化”特征。

在此，我们将重点放在对定价因素的分析上。首要的影响因素是旧技术物的成色和使用价值。举最受收藏者青睐的iPod classic为例，停产前官方标价在1500元上下，而如今闲鱼上的标价通常四五百元，也有些在千元上下。若机器臻于完美（比如从未拆封），标价往往可两三倍于官方原价。若在硬盘、电池、屏幕等方面有明显瑕疵，常在300元以内。这种价格梯度体现了买卖双方的基本期待：旧技术物的外观与使用价值愈臻于出厂时的完美状态，便愈珍贵。

旧技术物的收藏价值也影响定价。愈久远愈稀有的机型，愈受追捧。初代和二代iPod通常设备老化严重，文件传输也不便，价格却高于其他机型。限量款的定价也高于普通款，例如苹果公司与一项支援非洲防治艾滋病的慈善项目合作发布的联名产品——iPod shuffle 4代（Product）RED——常常两倍于同型号普通款。数量稀有、外观独特的机器因其符号、与收藏价值，定价方式自然区别于普通款。

（二）旧技术物再商品化之“表征”

平台上的卖家借助于文字和图像等方式来表征旧技术物。这种表征为其标注独特身份，展现其镌刻的时间痕迹。由此，它们便不完全是标准化的技术物，而变成了携带不同物理痕迹、象征意义、生命故事以及情感价值的物品。

说明文字如何表征旧技术物呢？首先，对于物理状态与性能的描述必不可少，以揭示其未尽的生命潜力。职业卖家会以“极其简洁和专业”（F）的语言描述其状态与性能，如：“标题：iPod A1099，20GB 硬盘无坏道 //说明：原装正品，功能全好，正常使用，7-8新，带数据线，无其他配置。”其次，有些说明文字会点明旧技术物的独特文化与符号价值。这些文字集中表达其因品牌价值、品牌故事、技术发展史地位而具备的怀旧价值和经典意义。一位卖家将旧机与商业偶像相勾连，以凸显其独特性：“标题：初代IPod 一代乔布斯经典之作 //说明：转盘是机械转动的 10g 一直自己收藏 充电器自己买吧 火充头。”第三，说明文字中经常包含旧技术物的“生命前史”信息，如来源、使用史、出让原因。不同的生命前史使之在性能、成色等方面有所差异，从而影响买家的价值预期。对“人的使用”的描述使旧技术物变得更立体与生动，如：“标题：ipod四代翻新机 //说明：古董产品美亚购买的 因为翻新苹果logo已经被去掉 当情怀机不错 无任何刮痕 电池就是原来的正常水平 附赠一个买时送的小音箱 买回来用过一次 但自己ipod实在太多感觉没啥必要用了 而且要搬家整理东西很乱 所以便宜出了 不议价 因为已经很便宜了 爽快的包邮。”第四，说明文字还会展现旧技术物与使用者的情感连结，将物升格为“情怀”象征，甚至为其赋予激活人类情感的能动性。一位卖家讲述了他修复旧机器的原因、感想与经历：“标题：ipod classic 128G固态 双改 全新播放器 //说明：1是自己的机器，买了全新外壳，更换了全新的电池，更换了128G的SSD，估计又可以服役很多时间了。//2ipod有价，但是情怀没有价格，彻底修复它，并不是为了赚钱，我知道这售价并不便宜，但是用的原装配件，价格已经是成本价，有所有购买记录，一次修复了三台，准备出掉两台，一台自己留着。每个人都有自己割舍不下的东西，何不在它真的消失之前，好好珍惜，至少有它在一起，无情的数码时代却有一抹温情。//3谢谢家支持啦啦啦啦，两种颜色都有，最后还是谢谢老板啦，降价到770块，因为目前实在是收不到原装耳机了……所以降价……”以技术物为载体，他将“过去”与“现在”视为“有情”与“无情”的断裂，以倡导一种“慢现代性”（slow modernity），刻意与加速社会保持距离。他的商品表征引来很多人的怀旧情绪，譬如：“听来听去，还是播放器好，手机听起来真心没感觉。”“说的真好我也是有一个classical3，割舍不掉的是我当初学时第一份暑期工买来的对我而言是多少钱都不能定义的。”不过，这种追求慢现代性的努力，终究建立在快速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之上。

除文字外，卖家也诉诸视觉手段来表征旧技术物。视觉表征的作用首先是展示其物理状态，让人眼见为实。为避免纠纷，职业卖家会尽量多角度拍摄与展示（D、F）。他们在展现瑕疵的同时，也会寻找好角度以凸显其美好，求取平衡，“让买家觉得这种描述是不偏不颇的”（F）。而视频提供了动态的参考材料，揭示旧技术物的运行状况。同时，有些视觉表征会强调商品的审美价值。譬如，有人将iPod与其他发烧友精品（如随身听）并置，借助类比修辞彰显其收藏与审美价值；有人以扇形光源映衬出iPod的轮廓，商品物质状态的信息让位于卖家营造的审美风格；有人则通过怀旧气氛浓郁的暖调滤镜或干净的科技感冷调滤镜，形塑视觉美感。

（三）对再商品化的“偏移”

有些旧技术物彰显出了商品之外的文化意义和生命轨迹，这也相应地折射出闲鱼平台作为再商品化“阈限空间”的复杂性。下面，继续考察“偏移”商品路径的二手实践。总体而言，对再商品化的偏移通过延缓乃至否认可售性而实现。不可售性赋物以特殊光晕，使之区别于普通商品。

第一种偏移为“慢出”。此术语常与“不刀”（不讲价）和“小刀”等词联系在一起。慢出意味着卖家对价格不轻易让步或不急于卖出，譬如：“很少使用 电池耐用 慢出 可小刀 功能完好 售出不退 自定义9成新 芝麻信用高的优先 佛系转手 卖不出去就自己留着玩了。”慢出能延长卖家与旧机器的相处时间。卖家“美景良辰奈若何”发布了一iPod classic 3，有人留言“这价格出不去的”，她回复道：“就是动过出它的心思，真要有人拍下我还不一定卖呢哈哈。”交易情境下的互动令她重新思考旧技术物对自身的意义与价值。这说明，在旧技术物被载入商品条目与实际成为商品之间还有一段时间差，它并未立刻脱离从前的使用场景而开启文化传记之新篇章。直到所有权出让的最后一刻，它仍与物主保持某些联系，因为即便偶尔的摆弄与回想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激发其生命活力。

第二种偏移为“不出”，即卖家明言不出让。旧技术物虽在平台上被公开展示，却极端偏离商品“路径”，成为有价无市的收藏品，譬如：“苹果香港官方发行的张学友签名限量版，据说当年只发行了200台。给家开开眼。就是让你们看看，不卖。”这种“不出”使二手平台的属性发生了微妙变化，即从商品交易平台变成一个的、片段式的、流动的旧物博物馆，讲述着信息与传播技术变迁史中有关“淘汰”与“失败”的故事。吊诡的是，卖家扬言不出，却又定价，将本应是再商品化的明确线索的数字扭转为藏品的价值象征。像“22222”、“99999999”或“2”元等极端定价，都是对出让可能性的极端否定。还有些旧技术物被创造性地“升格”为装置艺术。当代艺术家常以废品打造新艺术品，“用被遗忘、被抛弃的东西创造出文化的反记忆”，使垃圾“碑化”。一位数码迷卖家写道：“标题：ipod 1代 老古董 硬盘 mp3 彩虹版 //说明：纯展示，不出，不出。从一个神那里收来的，转盘飞了，自己做的转盘。不如原装好用，总算可以操作了。其实只有红白那台是完工的，另外3台光栅还没做好，做那玩意费时费力，慢慢来。//价格：9999。”他以创造性的劳动，将废弃的标准化产品转换为个性化的玩具，由此改变了这旧机的生命轨迹，更重塑了一种集体生命，即作为一套藏品与展品的新生命。此外，也有扬言“不出”的卖家最终仍卖掉了商品。可见，“偏移”之后仍可重回“路径”。

六、再商品化中的怀旧文化、记忆与知识

旧技术物对许多二手实践者具有“情怀”价值，成为凝结过往技术生活体验、情感与记忆的象征符号。不同实践者赋旧物以不同的意义，其体验、情感、记忆等也不同，但整体上仍共享同一套怀旧文化框架。下面，我们将探讨旧技术物如何在怀旧文化的支撑下重获再商品化之机会。过往技术生活的记忆与知识为旧技术物实现流转提供了动力，使之在功能价值之外重新凸显文化维度的价值。

怀旧既可是私人情感的表达，也可是对社会变迁的集体回应。首先，怀旧体现为人与旧技术物亲密的私人关系。在闲鱼上，一个iPod条目中记载的购机渠道、使用体验、情感投入、修复经历和创意改造使之区别于普通众商品，并在再商品化时彰显其独特价值。正因为如此，出让不止是纯粹的交易实践，常被展演为饱含深情的“转托”与“告别”。H寄出商品前，仪式化地在QQ空间发布一条“再见shuffle4”的动态，还配了几幅旧机照片。I舍不得删除iPod里的音乐文件，最后决定将抹除数据的任务转交给新主人。

其次，怀旧体现为对早期技术生活的怀念，以求在“无情的数码时代”获得些许温情。在D看来：“工业文明之后，全人类一直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作死行为。”而E则说：“手机啊，搞死很多电子产品。书、相机、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也快了，不用说磁带机、CD一类了。”对现代生活和工业文明的批判是他们参与二手实践的动机之一。这是快速资本主义和加速社会的消极结果，同时也是对它们的积极反动，是“具有反抗性的、意识形态上的减速”实践。不过，这种拒绝也如约翰·汤林森（John Tomlinson）所言，并非一种有目的的集体行动：行动者只在个体层面上努力，无意建构明确的集体身份，并且将现代性后果仅归结为“生活方式问题”，不做激烈抗争，只是节制礼貌地表达不满。必须承认，二手实践者的这种微观抵抗收效甚微，旧技术物不过是解决“生活方式问题”的安慰剂。卖家B起初对几旧iPod怦然心动，“不舍得卖”，可闲置一阵后，还是感觉“价值不”，同时“我工作的性质和爱好、收藏不一样，时间不是放在体验生活上的，每天都是干活、干活”。对旧技术物的一时钟情终究让位于谋生的快节奏生活。

第三，在语境中，对iPod的怀旧是对过去匮乏物质生活的补偿。这种情感尤见于经历过便携播放器“黄金时代”的七零后和八零后。E说：“零几年出的时候，有好多在校学生根本买不起，因为太贵了……现在二手了，也不出了，便宜了。现在来买，主要是圆青春时期的一个梦吧。”旧技术物从发达消费者、本国有产者手里的电子垃圾，历经全球性、跨文化、跨阶层的社会流动后成为折价商品，使补偿性消费得以可能。无论是从全球北方的后院抵达全球南方的二手市场，还是通过二手贸易让人们获得原本无力承担的商品，都是物向下流入更低社会阶层的表现。

最后，怀旧甚至可以不指向特定的过去或充当有针对性的回应，仅仅表现为现代生活中失落、孤独、喜忧参半的情感状态，而交易与消费实践则成为人们获得温暖的情感体验和社会联结的契机。有位买家收货后给F发消息，说他导入iPod的老歌歌单“非常经典”。本是陌生人的买卖双方在商品交易之外，意外实现了审美与情感的连结。当本文第一作者从购买的一iPod classic中看到旧主人的姓名——与校园电视剧《十六岁的花季》的一个角色同名，并聆听其中的《秋天的海》（苏慧伦）、《趁早》（张惠妹）等数十首歌曲时，勾起了无限回忆。

在这些形态的怀旧文化中，与物有关的记忆和怀恋被直接卷入并影响着当下的流通与消费。上文诸多例子已表明，在流通环节，物的过去、人的回忆与怀恋成了衡量、增进旧物价值的要素。甚至，彻底虚构的回忆性叙事或者矫揉造作的怀恋之情亦是在此文化框架下起作用的。一位卖家在说明文字中称，“转的是一种情怀，一种”；而在访谈中则坦承：“我只是卖的播放器，没什么情怀，这样写只是为了能卖出去，因为论实用价值，它根本没有让人买的理由。”

那么卖家如何为旧技术物虚构“过去”呢？一方面，由“物”入手，炮制一段生命故事。有位卖家在商品说明中通过挪用一段网络流行语带出旧技术物，却又自揭虚构性质：“标题：iPod nano6 iPodnano6太空灰 //说明：删了她所有的照片，扔了她用过的毛巾与牙刷，烧了她的那件白色裙子，撕了所有的电影票，从此这个人在我的生活中消失。早上起来，睁开眼望着天花板发呆，思考着家里还有什么她用过的东西没有丢，剩下最后的记忆剩下一台iPod nano6 //这个价格谁能把记忆一起带走，我不要了 //上面纯属开玩笑，哈哈 //…… //。”另一方面，由“人”入手，炮制子虚乌有的物主形象。F注册了多个账号，精心设置头像、昵称、所在地等信息，虚饰出一个个性格迥异的物主。单是性别伪装，便足以增添不少怀旧氛围。有些男卖家（如B、D、F）将账户性别设为女性。这么做，除了有望让消费者不那么斤斤计较外，也有望对买家产生一定的“印象管理”效果，即让他们先入为主地认为女生顾惜东西，故其旧机质量更好。出货后并不戳穿伪装，“给人家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F）。卖家调用女性定型（stereotype）赋旧机以亲和、温暖的质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消费者的情感需求与期待。

而“过去”对于消费环节也很重要，不少iPod实践者在买家与卖家两种身份之间切换，使得流通与消费能在同一文化逻辑下展开。首先，买家普遍肯定商品价格的合理性。由于经历了一手使用和被淘汰等“历史事件”，平台上iPod的价格通常不过当年新机的十分之一，使得补偿旧梦的消费切实可行，令收藏（C、E、K）和使用旧机（L）更经济划算。其次，买家能创造性地为物的过去发掘出某些特殊意义。譬如，C认为在台湾与韩国发行的旧机量少，更具收藏价值，故特意留下了几背壳标有繁体字和韩文的机器。当旧技术物流落异乡，原本用以说明商品产地、型号、认证标准等纯技术信息却被收藏者在跨文化、跨地区的消费场景下，建构出了独特性。第三，对旧技术物的消费被理解为一种反思加速社会与快速资本主义的积极实践。这一方面表现为对当下生活步调加快和技术变迁的后果展开反思。例如，L购买旧机的初衷是“戒手机”，避免信息过载：“我觉得智能手机不如按键的，家都太浮躁了，每天刷手机，这些时间都浪费了。以前网络没那么发达，我们主要还是看实体书。还是挺怀念的，看了好多好书。感觉现在天天刷手机，也没吸收多少。”另一方面，对旧技术物的循环利用被认为是一种身体力行的环保行动。C说：“本来是要作为再生金属、塑料的回收物，最后变更了用途。但是从环保角度，再利用十年才回收，其实好过直接销毁。”D也说：“这些设备都是洋垃圾，我们存在的价值就是把垃圾再次流通利用，显然我们的生存空间和环境越来越不好了。”D认为我们应学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欧美那么先进，他们也没说把数码产品都焚化掉，还不是想尽办法流通到不发达或者地区。”从时间维度上看，二手实践者为对抗加速做了有益的努力；从空间维度上看，这种反抗现代性与社会加速的积极努力实则建立在不平衡的全球电子垃圾循环系统之上。

关于旧技术物的知识也深刻影响着其流通与消费。这里所谓的知识，不仅包括使用和翻修旧技术物的功能性知识，也包括有关企业故事、品牌精神、发行历史等商品符号价值的知识。这些知识在二手实践中被激活、整合与重新调用，成为买卖双方衡量旧技术物的新价值之知识体系。

一方面，二手实践发掘与激活这些知识，并推动其整合与传递。作为一手iPod的信息和知识当初很少被档案化地保存，散见于产品新闻、电子期刊与广告之中。而随着电子期刊的消失、旧网页的撤换、网站和论坛的关停，如今许多资料已不复存在。对收藏者而言，除零星收集残存的资料之外，另一办法就是通过二手交易直接与旧机器相遇。此时，二手消费作为主动的“媒介考古”，有助于抵御因加速而来的“遗忘”。C在流通与交易中甚至主动扮演起知识传递者的角色：他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为买家撰写的iPod《使用教程》，耐心教下一代使用者（如买家L）如何使用黑白屏iPod，甚至有人执意将电脑寄给他安装文件传输软件iTunes。通过这些知识传递，买卖双方共同抵御着技术快速迭代造成的知识断裂，成为“减速运动”（slowdown movement）的合作者。另一方面，被激活、整合的知识也随之成为一种在流通与消费中衡量旧机价值的知识体系。很多职业卖家（如B、D、F）都是在从事二手生意后，才开始逐步了解并积累旧技术物的知识。以B为例，他在统收了一批为上千的垃圾iPod之后，开始系统搜集相关信息，了解其当初的文化意义和技术创新价值。这些知识成为他的“文化资本”，为挑拣、定价、售卖提供了相当有用的指南。同样地，对收藏者而言，若无此知识体系，购买与消费都会失去诸多意义。

七、结论与讨论

凡物皆有生命周期，也有社会生命与文化传记。本文从“物的社会生命与文化传记”的理论范式出发，考察旧技术物iPod在闲鱼平台上的再商品化过程与意义转变，以期在效用、功能、价值等维度之外，揭示它与情感、记忆、知识的关系。

与主流一手市场上的新商品来自批量生产的工厂不同，平台上的旧技术物iPod有两种基本来源：非职业卖家曾使用或收藏但现今已闲置的旧技术物；职业卖家在重估价值的基础上淘得的旧物。而职业卖家又分为两个亚类：一是从多样化渠道搜集旧机器的卖家；二是从第三方批量搜集旧机器的卖家，尤其是电子垃圾循环产业中的工作者，而这条产业链与全球北方的电子产品使用惯有密切关系。

平台上iPod的再商品化，首先意味着实现其经济价值，卖家们的定价有相对稳定的、不成文的文化框架，机型、成色、收藏价值、意义等因素都会影响定价。因此，再商品化过程中不会存在一手市场上那种统一定价。同时，卖家也借助图文手段来表征旧技术物，而这种以网络技术为支撑的商品表征实践在一手市场上是见不到的，因为这种表征的基本预设是每件商品的“独特性”。我们发现：对物理状态与性能的描述必不可少，以说明其未尽的生命潜力；有些说明文字会点明旧技术物的独特文化与符号价值；说明文字中可能包含旧技术物的“生命前史”信息；说明文字还可展现旧技术物与使用者的情感连结。而对旧技术物的视觉表征，可展示物理状态，可揭示运行状况，还可建构审美价值。此外，有些卖家通过延缓乃至否认旧技术物的可售性偏移其商品“路径”，具体表现为“慢出”和“不出”两种方式，但“偏移”之后仍有可能重回“路径”。

旧技术物在许多二手实践者眼里具有“情怀”价值，它们在怀旧文化的框架下被承认，并经由再商品化的过程而实现。在过往技术生活的记忆与知识的作用下，旧技术物重新在文化维度下实现了新的价值。在本文中，怀旧文化表现出多元的内涵：人与旧技术物之间亲密的私人关系；对早期技术生活的怀念；表现在语境中的对过去匮乏物质生活的补偿；现代生活中失落、孤独等情感状态。对过去的记忆与怀恋也影响着流通与消费：在流通环节，人与物的过去成为衡量、增进旧物价值的要素，甚至连虚构的回忆叙事和怀恋情感都能发挥一定作用；在消费环节，旧技术物的生命前史造就了更可接受的价格，并被发掘出特殊的意义与趣味。旧机再利用的实践还被理解为一种反思加速社会和快速资本主义的积极实践，尽管这建立在全球环境与劳动不平等的困境之上。此外，有关旧技术物的知识——包括使用旧技术的功能性知识和有关商品符号价值的知识——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被激活、整合、传递和重新调用，成为买卖双方衡量旧技术物的新价值之知识体系。

“物的社会生命与文化传记”的理论范式的主要贡献，不在于论证物有独立的生命、意向与能动性，而在于强调物在跨时间、跨区域、跨文化的变动中的意义转变。我们希望本研究能够展示该范式的启发性：首先，它为理解技术物打开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双重新视野。从纵向上看，它提供了一种历史维度，可使我们看到旧技术物的当下命运，在功能与属性之外，看到它与人的身份、情感、记忆的关系，并理解人们如何诠释与使用过去的旧技术物，以满足当下的需求；从横向上看，同一种技术物在不同消费者阶层（一手与二手使用者）、不同地区（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的“前世今生”在我们眼前并存，这种多元格也表明了“价值政治”之存在。对技术物在某一时空节点的分析有望同时折射“过去与未来”，还可能实现一种“立足在地、放眼全球”的分析路径。总之，这种人类学的分析路径提醒我们，将目光从技术物的功能与属性转向超越表征的（more than representational）日常生活实践，指向对它们置身其间的社会、文化的整体性研究。这与传播政治经济学“将媒介去中心化”的诉求也不谋而合。在拒绝“人/物”二分的思想基础上，不再将技术物当作实现目的、发挥功用的被动因素，而承认它与人的行为、意向、态度和情感之间的互构关系，从一种“关系性思维”理解物的角色与作用。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指出：“我们惯于从有用抑或审美、必要抑或奢侈看待物。对于将物视为我们的情感生活伴侣或思想激发者，却相对陌生。”近年来，加强研究媒介物与媒介物质性的呼吁正在为我国媒介研究开启新面。我们也希望吸收这些理论洞见，将其落实到经验研究当中，使对于包括媒介物在内的各种技术物的研究“回归日常生活”，回归人的情感、记忆、身体等主体经验。这也有望将某些本应属于却被遗忘的传播学研究的问题与现象，诸如“电脑的硬件、软件、数据存储器、U盘、云盘、移动硬盘、数码相机、移动支付、二维码等等”，纳入研究的视野。

其次，一旦拥有一种历史的、过程化的维度，便不会以技术物的“新”或“旧”作为价值评判尺度。我们不能简单以物质性上的新旧、模拟或数字的制式、社会使用的整体趋势等作为定义新旧之标准，更要从人们的感知、情感与想象的角度，以及从修辞、日常经验、人类叙事与情感的角度，去定义新与旧。其实，包括旧媒介、旧技术（物）在内的旧物很难干净利落地离开我们，往往会在不同的场景下和社会使用中“重生”。哪怕是已淘汰的旧技术物，也可能在新技术的影响下生发出全新的情境与际遇。此外，还应看到，“新”与“旧”经常难以割裂。旧技术物的卖家在闲鱼上以图文手段对其加以表征，表明新兴媒介技术为旧技术物提供了一种既丰富也往往个性化的“信息”维度：除了商品信息外，还有前物主的信息、前物主与旧技术物的关系之信息，等等。这意味着，关注线上二手平台上的“表征可供性”可使我们走出“商品中心论”，走向一种更宽阔的关系视角，关注商品、前物主、未来物主等之间的关系。我们希望以此研究自对“新媒介研究”的刻奇。新媒介研究成果的数量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该领域知识总量和理论贡献的直接上升”，不加反思地一味追逐新兴媒体的研究潮流，将“新”预设为“好”或“进步”，或将“旧媒体”和“传统媒体”等同于“落后、倒退与衰败”，都可能使研究者落入线性历史发展观的思维窠臼和“新媒体”话语中的权力陷阱。

本研究也存在缺憾：我们虽试图更完整地展现再商品化过程，但明显更多着眼于“流通环节”。闲鱼对买家信息的保护使我们无法直接通过平台邀请其参与访谈，以考察人们在“消费环节”中如何把玩、收藏、使用旧技术物，也无法重现它在当下发挥作用的过程。我们更多地根据兼有买卖行为的二手实践者的经验来理解消费行为与动机，这不免稍显片面。我们希望能从以下两种思路去发展未来的研究。一是“作为媒介的旧技术物”。旧技术物相对于其他怀旧物的最区别在于，它仍是“记忆的技术”，能承载、存储信息与数据，以其结构影响所中介化的新、旧媒介内容，并影响人们对内容的理解。譬如，在旧设备上欣赏低品质音视频内容会带来何种体验，激发何种记忆，如何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二是，正如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和西莉亚·卢瑞（Celia Lury）那样，考察“旧物的媒介化”。例如，在消费环节，人们如何在新媒介内容中表征旧技术物，或者旧技术物如何成为一种关于过往技术生活记忆的意象，并影响人们的回忆与叙事。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10期

囿于篇幅，公号舍去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

编辑 |崔袁

标签：阿尔君·阿帕杜莱 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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