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故事二从明清士人的祭文来审视“贞节”风潮，这其中有多少女人深受其害中国古

明清两代的社会，绝多数寓言都穿插在历代的散文、笔记、杂谈等文体中作为说理明义的依据。1、望洋兴叹秋天，对女性贞节的追捧和重视达到了此前从未有过的高度，洪水随着时令到来，贞烈女子成为近乎信仰式的普遍形象。这种社会风潮与言说方式的形成，无数条小溪汇入黄河。波涛汹涌，来自宋明儒家思想中一分对纲常过度强调的因素，滚滚向前，而又通过官方的确认、鼓励措施不断被强化。

宣扬“妇道惟节是尚”的明代社会，横溢的河水淹没了河心沙洲。河面宽阔，等于在思想和历史叙事上剥夺了女性的绝多数社会属性，站在岸上隔水相望，只留下服务于家庭生活的贞节品质。

《古今图书集成·闺媛典》记录的贞妇、烈妇，连牛马那样的牲畜都辨别不清。河伯为此扬扬得意，多达近 36000 人，以为天下的水和壮景都汇集到自己这里来了。他顺流东行，这是此前全历史加起来都无法达到的人数。衣若兰对《明史》贞烈女子的统计显示，来到了北海。当他一望，约 20%的贞烈女子出自士人、官员等的家庭，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而平民阶层出身的人甚至占 60%以上，可知贞节的思想观念在社会上已有相当全面的普及。

清代社会也继续对此风潮推波助澜。

自顺治七年以来，清朝建立并推进贞节烈妇的旌表制度。士人中间也有不少人写作和完善女训、女史之书，如《御定内则衍义》、《女教经传通纂》、《女教史传通纂》等，巩固了女性贞节的理论。到《古今图书集成》编成时为止，尚未过半的清代历史中，贞烈女子已有 12000 余人，数量绝不为少。那些女性的死亡故事，在现代人视角来看无疑都是令人发指的人权侵害行为。

从以上的简述里，已经可以看出贞节风潮在明清时期的影响之深。从明清士人的祭文来审视“贞节”风潮，这其中有多少女人深受其害？

这类风气虽不像权谋斗争一样激烈暴虐，但从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夺走众多女性人生的层面上看，其残酷程度恐怕并不在权谋斗争之下。士人在推动贞节之风的过程中，也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他们主要的做法是撰写女训书籍和各种诗歌文学，表彰殉死，抨击离婚、再婚和“不伦”行为。

不过，由于贞节行为不可避免地涉及女性的生死问题，士人有时也会为她们写作祭文。有些祭文在称颂贞节观念以外，还能注意到女性的其他一些可贵的品格。我们可以在士人的祭文里，看到他们对不同的女性、事件所表现出的态度以及生死观念。

按照对象来看，比较常见的祭文致有两种：一是写给士人、官员等中等以上社会阶层家庭的女性的祭文，二是写给民间一些有贞节表现的女性的祭文。这种情况总体上与明清时贞烈女子的社会构成相符。

在明清士人文集中，写给女性的祭文有很多将其社交圈子中的已婚女性作为对象，是士人社会普遍、广泛的人际关系的反映。士人、官员家室的祭文，有很多以追忆生平和称赞美德为主旨，宣扬贞节、死节的祭文在其中属于比较独特而鲜明的一类。

根据死者实现贞节的死亡方式，可将士人家庭的贞烈女子祭文分为以下几种。

其一，写给终生守节，养育子女直到去世的贞妇。

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寿终正寝的女性量存在，对于这些士人的妻子而言，尽责抚养族中子弟是她们维护纲常、保全名节的责任。祭文在描述她们时，需要侧重强调母性、家长的一面。

如明代中期名士张邦奇的《祭丘嫂旌表贞节林氏孺人文》，是为其兄长之妻所作的一篇祭文。这位林孺人在他兄长早年去世后，独力支撑起了一个士人家庭。张邦奇特别回忆起他过去曾受兄嫂支持，才得以顺利走上仕途。他于文末说：

“嫂完节，扶世纲常。旌于明廷，风此乡邦。不尽耿光，于林于张。以觏吾兄，于何弗臧。生前艰厄，身后余芳。茹辛日短，流芳则长。”

认为她生前的辛劳都是对促进家业和世风有益的行为。

像张邦奇的兄嫂林孺人那样，为家族贡献一生心力的女性，在生前和身后会被乡里以及明赐予旌表的褒奖，以鼓励社会纲常的流行。她们的祭文并不涉及惊心动魄的死亡，只谈潜移默化中对家风和世风的影响，但在贞妇祭文之中占据了多数且重要的地位。

其二，写给追随丈夫之死而自杀的烈女的祭文。

烈女随夫殉死之事，包括丈夫死后自杀的情况，也有看到丈夫行将死去而预先赴死的特例。

士人家庭的女性在丈夫死后自尽的现象，在所有贞节事迹中最广为称颂，通常在文学作品里被冠以“勇敢”的品格。明代祭文《代两学诸生祭张廷光妻贞烈王氏》，讲述了一个士子自杀的事迹。士人张廷光在前往岭南赴任途中病故，其妻“遂以方盛之年，忍弃其孤，甘于一死”。

此外，还有祭文对赶在丈夫死前先行自尽的女性进行表彰的案例。如明代毛宪有一篇《祭王母吴节妇》，说该妇人因不忍眼看丈夫病逝的过程，竟“痛良人之将危，先以身而戮死”。在今天看来，这显然是一种既不人道也无法体现个人价值的愚行，但毛氏的祭文从当时的出发，仍然给予她高度的评价，称其“苟坚志之不渝，实风化之砥柱”。

毛氏还侧重强调她对移风易俗做出的“贡献”，“庶几有补于世教，匪直君子直所典”，不仅是妇女，士人也有必要以她的事例为道德准则进行自我鞭策。这些轻易以生命为代价的“贞烈”行径，不应容于现代人的观念，但同时也应看到，那些书写祭文的士多怀着真诚的道德理想来歌颂女性，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事实。

其三，写给尚未正式嫁入夫家就守节而死的女性的祭文。

女子未正式出嫁就死去，这并非是时常发生的现象，但其中的某些案例已说明，贞节思想对很多未过门的年轻女性的思维和命运造成了重影响。例如，据《孙征君日谱录存》的记录，康熙年间，步入晚年的名儒孙奇逢经历了类似的事件。

一名年仅十五岁的李姓女子，原本决定嫁给在礼供职的郭姓官员，不幸婚事未成前郭某就因积劳病危，临终前交待让仍是处女的李氏他人。但李氏“以死誓守志，终身间静寡言笑，不岀户庭”，不久就郁郁而死。孙奇逢的友人为她撰写祭文，并在祝辞中给予她“贞静夫人”的谥号。“夫人”对应了较高的士人官职品级，表明尽管名实有所不符，祭文还是承认她作为官员妻子的身份和地位；“贞静”则是称赞她恪守贞节的举止。

这些涉世未深、甚至尚未有能力对家庭负有责任的年轻女性，自发自主地选择为夫家守节的意志，实质上仅是徒劳挥霍生命的道德自我满足。而士人祭文为她们摇旗呐喊，鼓吹其行为的情况，说明士人阶层并没有意识到年轻人受到的贞节思想的压迫。士人为民间贞烈女子所作的祭文，在对象的结构上致也与士人家族的女性相仿。

不过，其中与非正常的殉死行为有关的情况，似乎较士人家庭更为引人注目。这可能跟士人获取民间风俗情报的方式存在因果关系。当士人在某地生活或担任地方职务时，他会打听到的很多贞节案例都是经过添油加醋的惨死事件，这些猎件更能激起士人的好奇心、同情心和写作欲望。

如《粤西诗文载》收入了一篇民间烈女朱茉莉的祭文，作者为明嘉靖时期的浔州知府王贞吉。他在祭文里说到“我来作守，于今三年，闻此贞烈，心怆泪涟”，表明他在任期间虽与该死者素昧平生，但却被她视死如归的气势感动，特意前来为她撰写祭文，“爰表墓道，以彰幽潜”。当事件在地方的舆论逐渐发酵后，士人根据乡里的认知来判断事件的性质，然后才在祭文里盖棺定论，这是一般的民间贞烈女子祭文的成文过程。

在士人根据社会见闻所作的祭文里，明代归有光的张贞女祭文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案例。

他为坊间一名不相识的张姓女子写了《祭张贞女文》、《招张贞女辞》，这些属于祭文或近似于祭文性质的文章。不仅如此，他另外还撰写有《张氏女子神异记》、《书张贞女死事》、《张贞女狱事》、《贞妇辨》等文，对该女子进行了全方面的记录和哀悼，并有数篇书信与友人谈及此事。

然而张氏的死亡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因贞节而殉死。嘉靖二十三年（1544 年），嫁入嘉定某商人家的张氏因不幸撞破婆母与外人的，惨遭和虐待，最后被犯罪者毁尸，家宅付之一炬；这个案件在当地轰动一时，而当时在嘉定居住的归有光，时隔一个月后才经由他人获悉此事。归有光认为，张氏应当获得贞妇之名，这不仅是因为她在日常生活中能恪尽妇人操守，也不因为她有一个光彩勇敢的死法，而是要以无辜之人的清白来反衬出恶人的罪孽。

在祭文中，归有光花费量笔墨对恶徒展开道德的批判。他指出张氏真正的死因，是人心的险恶所致。善良的女性纵使尽力遵守家庭生活的纲常，在家长和权贵的权力压迫下也只能成为受害者。因此，他提及的女性、“贞妇”代表着对美好家庭生活的追求，以此为出发点向破坏理的社会不公正发起挑战。他想象了一个神明的法庭，“神明之吏，缘梦寐以求形，童髫之女，坐公庭而辨貌实”，对杀害张氏的恶人们历数罪状。

这篇名义上写给张氏的祭文，实际是为民间人士主持公道的众多檄文之一。

这些文本对所谓贞妇的定义和命运作了较深刻的反思，也将悼祭文学改造成了一种记录历史真相的载体，以文著史，向后人揭露民间女性遭受的不公待遇。这种为民众奔走呼吁的行动，虽未真正突破传统女性纲常观念的限，却表现了士人阶层作为社会良心的一面。

在明清时期的一些历史变故或战乱中，民间女性也往往会遭受惨重的人祸。例如在明清盛行的战争中，凭借女性身体作成的“阴门阵”流行于战场数百年，从明代到清末的各种战场，持久不衰，却无人顾虑惨遭羞耻和伤害的女性群体。而那些在战乱里不愿降服于乱而选择死去的女性，有时会被和士族规定列入贞烈祠祭祀。

按照一般的逻辑，这些女性都是秩序混乱的社会的牺牲者，本不应为任何人或社会风气负责。但汪士铎仍将她们视为对“粤匪之造逆”进行抗争而死的楷模，可以给后人树立道德典范，于是给她们赋予了忠贞的属性。祭文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安抚在战乱后存活的民众，在这样的文本里，所谓贞烈女子的历史主体性和价值，多是空虚的、经不起推敲的。

不过从积极意义上看，这些祭文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历史叙事的视角，以便了解那些时代的女性群体曾遇到了怎样的惨痛经历。士人的贞烈女子祭文，通常引导着社会舆论的走向，阐发主流社会思想对女性贞节事迹的意见。当然，也存在一些贞烈女子自己创作祭文的场合。

《明史》记载了汪烈妇等民间烈女的自杀事件，其中，提到汪烈妇的情况是：

“年二十三，夫死，无子……逾月，家人为亡者斋祭，妇自撰祭文，辞甚悲。夜五鼓，防者稍懈，取所积花煎饮之，天明死。”

由诸如此类的例子可知，某些文化素养较高的女性，在需要自杀以明贞节的时候会自己书写祭文，表达赴死的意志。不过她们的祭文一般鲜有完好地保存至后世，文献中并不多见，思想上亦难以称得上有高明之处。今后如果通过祭文考察明清贞烈女子的社会风潮，仍应以士人阶层的文本为主要参考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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