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河流【记忆】风来疏竹——怀念关连吉先生时间的

■ 杨光祖

1993年，手机上才看的。贾科长这个电影是一个记录电影，我学毕业，是时代的一个群像讲述，分配到甘肃委校文史工作。关连吉是副，有很多尝试，算我的领导。第一次相见，比如把电影分成一个个小结，他说话就有点刺人。记得他还说：“和我小儿子岁数差不多，比如影片的名字到最后才讲出。贾科长早期的电影也不错，倒这么成熟！”我当时一惊，他是整个社会变迁的一个记录者，没有说话。我想，这就是人的烟火和日常，我是放羊娃出身，他记录下了时代的历史。今天我们再看《小武》，来自乡村，她就是九十年代社会的历史风貌。我最近在读柳青的创业史，肯定比城里娃成熟一点吧？

后来，也是看了《柳青》的电影后才读的。开头的五十年代，日子长了，倒觉得他很随和，平易，没有官架子，颇为喜欢他。有机会，就和他聊两句，他是兰州学历史系“”结束后，恢复研究生招生的第一批硕士生。他的导师是杜经国和吉林学的李时岳教授。但赵俪生先生也对他影响颇，他经常提起他，我是从他那里第一次听说这个人。

他说：“某某有师长之风，但没有学者之气；赵俪生有学者之气，但没有师长之风。”有一次，赵老师严厉批评了某研究生，后来发现自己误解了。又马上跑回宿舍给学生道歉。我听了，觉得甚为有趣。我就喜欢这样的学者，性情中人也。关老师也是性情中人，遇事随意，任情而说，不怕得罪人。有一次，他陪校长去上开会，校长给上领导介绍说：“这是关教授。”他马上说：“副教授。”校长尴尬了，就说：“水平早就到教授了。”这其实就是给他面子，结果他又说：“既然到了教授，你为什么不给？”场面于是有点尴尬。

这就是他，关连吉的性情，还是八旗子弟的气。他是满族正白旗，瓜尔佳氏。义和团事变后，祖上随端郡王载漪辗转来到了兰州。几代人过去了，但骨子里的东西，是很难改的。他热爱甘肃，毕生倾心于文化研究，颇有心得，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论文。但他似乎不太珍惜，随发随散，从来不想着结集出书。他有著作《凤鸣陇山》《丝绸之路贸易史》《河西史》等，有的是和别人合撰的，有的是自己独著的，颇多独特见解。但从来不给人签名送书。我手头就没有一本他的签名本。

后来，我读溥儒，发现也很相似。作为师级的画家，溥儒对自己的画，似乎无所谓，很超然。启功的话语风格，我听了就很熟悉，细一想，这就是关连吉身上也有的。他从来不会把留名后世当回事，似乎很有一些玩世不恭的感觉。其实，概是一种贵族家庭的超越精神吧。

有一次，里集体写一教材，我把校样送到关老师家里。他把东西扫了一眼，就说：“我的这分你也校一下吧。”我那时也无知，想人家的东西，我校错了咋办？就说：“我恐怕没有能力校吧？”他一听，脸一拉，转身就走了，边走边说：“你真会说话。”我于是很惶恐地出来了。但事后，他也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有一年，我俩去临夏讲课。他住朋友安排的房间，挺不错的。我只能住学校。他给人家说：“宿舍嘛，随便安排一个，没有关系。”结果，让我住到了一个很破旧的房子，没有卫生间，晚上还得跑出来上厕所，又是寒冬腊月的。第二天见面，我就生气了，给他说：“你住那么好的房间，把我安排到这么破的宿舍？”他一愣，然后马上说：“不要急，我待会给他们说。”后来，问题完满解决。那时，我还是一名小讲师，竟然给我的直接领导，一名资深教授，如此说话。等我年长以后，也深悔孟浪，也更加感觉到关老师的温暖。他是有一点不通人情，但内心里是有一种平等观的。

某种意义上，我们俩的性格有点相似，所以，比较投缘。有时感觉不像上下级，倒像忘年交。我从心眼里是尊敬他的，但遇到不公平待遇，就会马上反击。他似乎真地做到了“雁渡寒潭，雁过而潭不留影。”我自然也是“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都是短兵相接，但并不记仇。不过恐怕他也不是完全不介意吧？有一次，我们出去开会，说起什么，他忽然说：“光祖脑后有反骨。”我一愣，然后也只有微笑而已。

后来，学校机构，给我了一个中文室。事后，他给我说：“我知道你从来不会要这些，也不找我们，你也不会找。”我默默。然后，他说：“就直接给你了。”那时，我30岁刚过，还是讲师。这就是我这辈子的职务了，以后也没有一点长进。我想，他也会欣然的。他晚年担任了多年的主持工作的文史副，一直没有扶正，他也很坦然。我也没有觉得他会少什么。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刘禹锡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2000年，我到北京学访学，一年后回来。忽一日，他说：“光祖脱胎换骨了。”我初听此语，感觉像遭遇棒喝，一下卸掉了许多东西。很快，我就介入了当代文学的研究，在《甘肃日报》等处开专栏，一时反响颇。一次，教研小聚，散后，我们步行回家。他慨然地说：“没想到你终于找见了自己的路。”我一时无语，深夜的街上，灯影恍惚。如今，我年过半百，果然还在这条道上。

关老师不愿意麻烦别人，也不与人来往。他退休后，我们偶然会在校园相遇，聊上几句。后来，他去了北京，就再没有联系，也没有见面。去年8月31日，他在北京去世，享年77岁。忽然得知他去世了，一时黯然。“君子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我想，关老师是通达之人，对生死可能早就看破了。

但几个月过去了，我依然怀念他。

想起他，就会懂得温暖，懂得什么该放下。

（作者系文学评论家，西北师范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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