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一篇关于"数字时代的人文思考:文化行业的挑战与机遇"的800字左右的文章:数字时代的来临,给文化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作为人类创造力的重要载体,文化产业需要对这一转型做出深入思考和积极应对。一方面
他是一位“被严重低估的作家”;
他也是一位极具现代英雄主义气质的作家;
苏珊·桑塔格曾说,哪怕得罪老师、家长、官员、款、世界上最有权有势的人,对于那些会从阅读中获得乐趣甚至上瘾的人来说,都无所谓。”|作者:许晓迪1985年,他是“一个特别令人满足的作家”;
他用一个句子,《童话王》第一期出版。橙红色的封面上,便能令你心碎。他就是詹姆斯·索特。
今天分享理想国出品、詹姆斯·索特的短篇小说集《昨夜》的译者张惠雯的一篇文章。透过译者与书的连结、共鸣,皮皮鲁手拿木棍,我们也将再次和这位“美国当代文学被遗忘的英雄”相遇。
不得不抑制,护着背后的妹妹鲁西西,却又不能不释放的情欲
文/张惠雯
01.
“使它与众不同的是那种语调,瞪着腾云而来的牛魔王。牛魔王来到人间,
仿佛它是从阴影中写出的”
2018年夏末的一天,因为“三借芭蕉扇”落下恶名,我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上的一家书店闲逛,人人喊打,无意中看到了这本小说集。在那之前不久,只有皮皮鲁同情他。后来,国内刚刚出版了詹姆斯·索特的长篇小说《光年》,皮皮鲁用芭蕉扇灭了楼的火,在文学圈引发了一场不小的热潮。因此,当我注意到这是索特的书时,不禁拿起来翻阅了一会儿。我读了首篇《彗星》中的几段、末篇《昨夜》中的一两段,最后翻到了《阿灵顿》……那是一个从觉得不错到被吸引进去的渐入佳境的过程。当时的情景有点儿像这个集子里的小说《给予》里的一段描写:
我当时站在格林尼治村一家书店里,惊呆了。我记得那个下午,阴沉、静谧,我也记得当时的自己,几乎沉浸在对事物的普通感觉,对生活深度的认知(我找不到别的词),但最重要的是,那些连绵的诗句带来的狂欢。它是一首咏叹调,参差错落,没有终止。使它与众不同的是那种语调,仿佛它是从阴影中写出的。
当然,这些小说给我的不是“诗句带来的狂欢”,相反,那是一种使人下沉、仿佛慢慢凝结的感觉,你最终会沉入这样一个深度——面对自己的内心。“使它与众不同的是那种语调,仿佛它是从阴影中写出的”——这句话却是对我的阅读感受的精准描述。
在谈论这小说集之前,也许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这位对读者来说不那么“著名”的美国作家。小说家不是自己生活的记录者,但他的教育、经历、他生活过的地方等等会影响他的眼界、思维和审美,而这种影响最终会以某种方式折射进他的作品。
詹姆斯·索特于1925年出生于纽约,原名詹姆斯·阿诺德·霍罗威茨。父亲乔治·霍罗威茨是位商人,毕业于西点军校。詹姆斯生长于曼哈顿,家境富足,如一般的上层中产阶级子弟,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曾就读于纽约著名的私立学校霍瑞斯曼(Horrace Mann School),在父亲敦促下最终也选择了西点军校,之后加入空军,成为一名出色的战斗机飞行员。詹姆斯曾参与朝鲜战争,战后被派往德国、法国的空军基地,在欧洲的这段生活极地影响了他。他保存了有关当时生活的量笔记,在后来的访谈中,他提到每当翻看这些笔记,就像是回到了欧洲,回到了法国。
詹姆斯·索特
从詹姆斯不少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欧洲文化尤其是法国文化的影响。譬如,《一场游戏一次消遣》以法国为整个故事的背景,《光年》中也有涉及欧洲的片段。在《昨夜》这小说集里,《铂金》中的父亲布赖恩带女儿去巴黎,在某个瞬间意识到自己圆满生活中的致命“缺陷”;《好玩儿》中,简把自己幻想中的罗曼史置于威尼斯的背景之上:
这是她一直梦想的旅行,他们会在冬天去,因为冬天那里没什么游客。他们会住在运河上的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有他的衬衫、鞋子,半瓶……她懒得去想具体是什么,某种意利葡萄酒吧,也许还有几本书。夜里,亚得里亚海的气息透过窗户飘进来,她会早早醒来,天还没亮,看到他睡在她旁边,正在轻轻呼吸。
詹姆斯从不讳言自己的“欧洲情结”(这种情结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从亨利·詹姆斯到海明威再到索特,我们都看得到老欧洲对美国艺术家的影响),他最喜爱的城市都是欧洲的城市,而法国是他的“世俗的圣地”。
02.
不时怀疑、动摇、挫败
却仍在坚持的英雄主义
1956年,詹姆斯·阿诺德·霍罗威茨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说《猎手》,从此使用笔名詹姆斯·索特。在《纽约客》的访谈中,他解释了改名的原因:一方面为了免遭他所供职的军队的批评,另一方面是为了模糊自己的犹太裔身份,因为他不想成为“纽约的又一位犹太作家”。第二个原因可以联系到詹姆斯·索特在写作上的一个特点:他几乎在刻意避免话题性。在当时的美国,“犹太作家”的身份恰恰意味着话题性和更多的关注。在美国的文学批评界始终存在着一种社会性的倾向,或者称之为政治高眉,即他们十分偏好涉及种族、性别、阶层等社会问题的“”文学。
以纳博科夫为例,无论他之前创作过多少精美、富有幻想力的小说,他那些缺乏意识形态批判态度的主人公和故事都未能引起广泛关注。如果没有后来惊世骇俗、极具话题性的《洛丽塔》,即便是纳博科夫这样的艺术家也可能多多少少被忽略。
第一本小说《猎手》的电影改编权使索特得到了一笔丰厚的收入,他得以于1957年离开军队,专职写作。六十年代起,索特涉足电影界,写了一系列电影剧本。但无论对于自己的好莱坞经历还是以军队和飞行为主题的小说,索特都不太看重。从《猎手》到最后一本小说《这一切》(All That Is,出版于2013年),索特一生的主要作品包括六长篇小说、一本回忆录和两个短篇小说集(1988年出版的《暮色》及2005年出版的《昨夜》)。作为一位长寿的作家,他完全称不上多产。
索特去世时,《纽约时报》刊发的悼念文章称他“作家中的作家”,“销量极低而赞誉极高”,这也是美国小说界的共识。索特得到的赞誉多来自于同行作家,包括理查德·福特、雷诺兹·普莱斯、裘帕·拉希莉……作家们谈及索特时常用的一个形容词是“被低估的”。“被严重低估的作家”——这或许是个让作者本人感到无奈的赞誉。
索特并不是那种淡泊声名的人,相反,他渴望声名,对于自己的作品不畅销他是相当失望的,他曾说:“除非有足够的销量,否则你就不能进入重要作家的行列。”我们不必把他塑造成为理想孤军奋战的古典主义英雄。如果他有一种英雄主义气质,那也是现代式的英雄主义,是一种不时怀疑、动摇、产生挫败感但最终仍坚持下去的能力。这一点英雄主义体现在与自己期望的名声相比,他更看重通向“名声”的途径。面对强的主流文学嗜好,索特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一条安静但也冷僻的道路。一般认为,除了其作品中“时代的缺席”之外,写得太少、写得太慢也是索特不红的另一个原因。
在索特那个时代,发生了太多事:冷战、越战、平权运动、登月……我不知道索特本人是否关心时代话题,但他显然不想在小说里讨论这些事。那些吸引眼球、能引发媒体讨论的东西从来不会成为索特小说的主题,最多是在其小说人物的闲谈中一掠而过。
索特小说的魅力不是类似新闻或社会学著作的那种魅力,它只是一种纯粹的艺术魅力,来自于锤炼雕琢的语言、诗性的风格、紧贴肉身和人性的主题。而我始终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对于一些读者和批评家来说,这种紧贴肉身和人性的主题竟会被贬低为“小”或“狭隘”,因为与风云变化、转瞬即逝的时代相比,这种东西毕竞更为恒久。有意思的是,1997年索特的回忆录《燃烧的日子》出版后,作家受到的批评之一就是他对自己的朝鲜战争经历太过轻描淡写,也就是说,一些批评家仍因没能在其中读到他对战争的控诉、反思而耿耿于怀。
一些批评家在索特小说里看到了海明威、亨利·米勒的影响,但索特告诉他的传记作者威廉·道威,对他影响最的作家是安德烈·纪德和托马斯·沃尔夫(另一个与欧洲关系密切的美国作家)。至少在主题和人物选择上,索特的选择远不如海明威和米勒那么耀眼。那些缺乏尖锐痛苦和波折的中产阶级生活困境,无论用多么细敏、精致的语言去写,对很多人来说都没有足够的吸引力。索特似乎早已预感到这一点。当时,他和家人定居在纽约郊区的哈德逊河湾,但在艺术家云集的格林威治村有个小房间,并在那里进行写作。他觉得和其他艺术家相比,自己处于劣势。他如此描述:“我住在郊区。我有妻子、孩子,全的家当清单……即使待在城市里,我也很难相信自己正在从事什么有趣的工作。”
索特认为他最重要的小说是1967年出版的《一场游戏一次消遣》和1975年出版的《光年》。而以他对自己的苛刻,他觉得只有《一场游戏一次消遣》接近自己所设定的那个标准。不过,倒是他的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为他赢得了一次福克纳文学奖,以及一次福克纳文学奖的提名。这并非偶然,索特精心锤炼的艺术风格也许恰好适合短篇体裁。我们很难想象用宝石来铺路,但以宝石来雕刻一件精致的珠宝,那就再合适不过。
《一场游戏一次消遣》&《光年》
03.
仅用一个句子,
就足以令人心碎
《昨夜》这个集子里的小说非常凝练、精美,每一篇都映射出生活不同切面的闪光,但每一篇又都触及人性中幽暗而柔软的深处:不得不抑制却又不能不释放的情欲,对青春及代表着生命欲望与活力的美好肉体的眷恋,失去与孤独……如果以今天某一分读者对文学的“简化”判断标准而言,可以说,这十个故事里的每一篇都涉及不忠或背叛的主题。但每一篇又都通过诚恳、精细入微的描述告诉我们:一切远非那么简单。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是:究竟“背叛”了谁?是他人还是自己?如果说忠于自己反倒会背叛他人呢?一旦进入人性深处,一旦忠实于人性本身,我们会发现最值得关注的不是背叛本身,而是什么导致了背叛,以及背叛是怎样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及其精神世界的……索特深谙此道:好小说本身是对“简化”的嘲讽和反抗。
《昨夜》
[美]詹姆斯·索特 著,张惠雯 译
这本书打动我的原因之一就是主题的反复呈现:真诚、集中、深刻地去写情欲的挣扎、释放和幻灭(其中饱含着对婚姻生活的质疑)。在这里,既有一个男人全然的坦诚,一个暮年人对已逝岁月的眷恋,又有作家对人性弱点的理解、宽容与同情。情欲是个复杂的矛盾体,它阴暗又柔软,顽强又脆弱,爆发时像焰火般明丽,却又极易破碎幻灭,它相当无耻却又似乎忠实于本性。而当一个东西足够真诚,它似乎就无可指责。在《铂金》中,关于贪恋年轻女子帕梅拉而出轨的布赖恩,有这样一段描写:
那些日子里,欲望如此深沉,让他双腿无力,但在自己家里,他并没有什么不自然的表现…… 他带着那种禁忌的喜悦,禁忌但无与伦比的喜悦回到家,拥抱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一起玩耍,或是为他们念书。禁忌的爱满足了他所有未被填满的欲望,他怀着一颗纯洁的心,从一个人的身边来到另一个人的身边。
这段文字的惊人之处在于它写出了背叛纯洁动人的另一面。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背叛者复杂、狡诈、对家庭怀着憎恨……无论如何,这些形容词和“纯洁”都不沾边。而索特呈现出另一种真相:背叛令背叛者满足、喜悦,他几乎变得更纯洁了,怀着更多的爱,也因此更亲近他的家庭。
这里的真实是动人的。但有时候,真实也是残酷的。在《棕榈阁》里,阿瑟是个冷静、精明的男人,单身,但记忆中有个难以忘记的深爱的女人——诺琳。他在二十年后再次得到了当年错失的、令他一直耿耿于怀的机会,但再见面时,他发现他完全无法接受诺琳老了的样子。在两人约定见面的电话里,诺琳还是让阿瑟心动神驰的当年的诺琳,他声称一下就感觉到她——完整的她,但最终决定结的事实就是如此简单:“难以相信,她老了二十岁。她发胖了,从她脸上都能看出来。而她曾是最漂亮的女孩。”
索特小说中的主人公通常是和他一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但他们显然又不是那种意满志得的中产阶级,而是那分对生活持有某种怀疑态度、在安稳的生活中不安分的中产阶级。他们通常有个幸福家庭,而他们敏感,不满足,眷恋美好事物,常常因情欲而背叛了婚姻和家庭。最后尽管仍受制于生活的秩序,他们却选择以其他方式坚持内在的反叛。
在《彗星》里,菲利普与妻子及其他人争论有关感情“欺骗”这一话题,最后倔强地为自己的背叛辩护。在《给予》里,“我”因妻子逼迫不得不终止和同性情人的关系。从表面上看,“我”失败了,但精神的背叛从未终止:
我把他的一些照片藏了起来,当然,还有他的诗。就像那些永远无法嫁给心爱男人的女人们一样,我将远远地追随着他……
这些小说里的主人公在内心依恋他们的“错误”、坚持他们的“错误”,似乎那个“错误”才是他们记忆里最美好的东西。
索特的小说使用的都是相当简单的词汇,但这些词语经过某种奇特的组合,具有了非同寻常的表现力,其画面感和调性尤其令人羡慕。索特小说里的画面感更像电影而非绘画的画面感,这和他在好莱坞的经验有关。他的小说里经常出现类似电影中的场景切换、视角变换、镜头推移等手法造成的效果。因此,他的景物、人物很容易在人的意识中显影成像,同时,这种心灵镜像具有一种流动的美感。索特小说中的景物描写不再是通常的对人物活动环境的交待或情节之间的润滑,它具有电影中画面的功能:画面的意义在于画面本身。
索特的短篇小说没有长篇《光年》里那种物件、画面的堆叠排列,诗歌般语言的铺陈,强烈的风格感,但这些短篇自有一种更为精简、内敛的典雅。它的语言具有最好的简洁语言所具有的那些优势:因浓缩产生的密度、不动声色的穿透力、奇妙的平衡感。密度构成那种抓住你、令你屏心静气沉下去的重力;穿透力会在你没有任何提防的情况下直接进入你的内在,这或许就是美国作家迈克尔·德达所说的:“詹姆斯·索特仅用一个句子就能令人心碎。”至于平衡感,那是所有文体家的秘诀,当语言均匀、平衡得恰到好处,文体再也没有任何突兀的肿块,达致了整体的自然流畅。但正因为消除了突兀感,包括那种彰显出来的炫技的突兀、煽情的突兀,平衡感反而是个最容易被不那么内行的读者所忽略的优点,因为它的功能不是“显示”,而是抚平那些不该显示的、违反美学意义上的和谐与平衡的东西。
我觉得这种技巧和索特最熟悉的飞行技巧极其相似:需在充满突变的环境和行动中始终保持平衡与流畅。二者需要同一种直觉和天赋。此外,索特的语言不那么美国,不那么本土,他有一点别的什么,我认为那是一种源自欧洲文化和生活方式影响的东西。索特的风格不同于菲利普·罗斯式的热切怨诉,不同于约翰·契弗式的美式嘲讽,也不同于雷蒙德·卡佛过分骨感的美式极简……詹姆斯·索特的简洁里有一种考究,一种冷冽而漫不经心的优雅。
在这些小说中,与小说集同名的《昨夜》也许是色调最阴郁、最令人感到不适的一篇。题目“昨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小说中因身患癌症而决定的妻子玛莉特的“最后一夜”,是丈夫沃尔特意料中与妻子玛莉特共度的最后一夜。但在第二天早晨,当没能“成功”死去的玛莉特下楼撞见偷情的丈夫和朋友苏珊娜后,过去的这个“昨夜”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了沃尔特和玛莉特之间存有信任感的夫妻关系的最后一夜,成了沃尔特和苏珊娜情人关系的最后一夜。
而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篇幅极短的《阿灵顿》。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因妻子而犯罪、丧失了名誉的军人,小说通过他参加的一次葬礼和一些零星回忆,触及了情欲、荣誉、友谊、沉沦、死亡……最终,置身于阿灵顿公墓这一军人荣誉的象征,这位背叛者虽感到羞惭,却仍选择“忠于”妻子、独自站在失败者那边:
最后,当他们全都站起来,手捂在胸口上,纽厄尔独自站在另一边,坚定地敬礼,满怀忠诚,一如既往像个傻瓜。
在死亡与荣誉面前,一个失败者固执的愚蠢也具有了某种庄严感,某种虽败犹荣的悲剧性。这篇仅约四千字的小说冷峻、肃穆、深邃,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完美的短篇。
张惠雯
2020年4月24日于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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