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沟通中的人文关怀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变得越来越重要。然而,仅凭知识和技能的交流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体现人文关怀的真诚沟通。只有做到真正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才能促进持久的跨文化合作
“春夏秋冬，实则让犯人求生不得，一年四季来回循环的走，求死不能，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是种不见血的酷刑——戴立枷。木枷作为一种刑具，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在影视作品里经常会看到。实际上，受不住的，最原始的枷，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好，是古代四种常用农具耒、耜、枷、芟之一，把一个人默默的一声不响的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了。至于那还有被拉去的，制作简单，就风霜雨雪，即在一根长竿的一端固定一节活动的短竿，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
《呼兰河传》自这段话开始，使用的时候，拉开了呼兰城故事的序幕。
1940年12月20日，由人挥动长竿，萧红在寂寞、苦闷怀旧的心情中，写完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作品通过对自己故乡的回忆，以朴素率直、凄婉细腻的笔调，真实而感人地再现了她童年时代东北农村黑暗、落后、愚昧的社会生活，揭示了旧的传统意识对的束缚和戕害，表达了她对家乡苦难境遇的深切同情。同时，对旧风俗、旧惯进行了无情的。《呼兰河传》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是萧红又一有影响的代表作。
《呼兰河传》被茅盾称为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 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而《呼兰河传》一书其实就是萧红灵魂的肉身，她的起源与归宿。故乡对于萧红来说，是两个充满矛盾的字眼。在她写下呼兰河，写下自家后园，写下老祖父，写下有二伯这些景和人时，她已逃离故土近乎十年。
《呼兰河传》叙述以“呼兰河”为中心场景的乡土人生的小城故事，展现的是“北”乡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呼兰河小城的生存环境封闭窒闷，死气沉沉，除了老胡家的孙子媳妇“跟人跑了”和有二伯提及的“俄国毛子”这一出一进外，基本上是与外界处于完全隔离的状态。这样偏远闭塞的生存环境必然带来小城物质生活的原始落后以及芸芸众生精神世界的愚昧麻木，而芸芸众生的精神麻木又反过来加剧了小城生存空间的封闭落后。
呼兰小城民众生存的方方面面都是简简单单的。
他们物质生活是简单的，“煮一点盐豆下饭，就是一年”，这就是农耕时期自然原始的生存状态。“不过了，买一块豆腐吃去。”这横下一心的壮举和并不幽默的自嘲中蕴含着贫穷落后给予他们怎样沉重的辛酸。
他们的生存方式是简单的，“冬天来了就穿棉衣裳，夏天来了就穿单衣裳”，寒来暑往一年又一年，生老病死一辈又一辈；他们的生活目的是简单的，“人活着是为了吃饭穿衣”；
他们的人生理想是简单的，五岁的孩子都说长了“开豆腐房”；
他们的人生要求是简单的“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
当然，他们也勤劳、纯朴、忍耐、善良。但如果这些品格一旦与愚昧、麻木、野蛮、迷信、保守等精神顽症联手，那么这些品格尤其是善良就会变得相当残酷相当可怕。这种变形的善良，使他们宽容一切丑恶而拒斥一切新生事物，胡家婆婆“为了她好”竟用愚昧的三步曲：毒打、跳神、洗热水澡将健康的小团圆媳妇这个少年女子了；王姑娘自己作主嫁给了冯歪嘴子，违背了“媒妁之言”的封建传统，于是乡邻们冒着严寒去“探访”、“作论”、“作传”、兴舆论挞伐，结果王姑娘在冷清的秋夜死了，善良的人们又用舌头将这个青年女子了。
该故事发生人间悲剧的深刻性在于屠戮她们的不是地主阶级，而是那些和她们处于同一阶级的“善心”的婆婆、杨老太太、周三奶奶等人们，而这些“吃人”的奴隶却“善心”洋溢，振振有词。封建落后思想摧残了他们的精神，扭曲了他们的灵魂。这再次证明了鲁迅先生精辟的判断：“人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席，有的吃，有的被吃，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曾被吃。”他们的性格，使他们成为封建制度的受害者，也在无意识中成了害人者，成了“无主名无意识的团。”是他们毁灭了小团圆媳妇的“美”，是他们毁灭了王姑娘的“爱” 。
作者并没有刻意追求故事过程的扣人心弦，只是把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和认识，用一种率真的方式描绘出来。正如萧红所说，《呼兰河传》中“没有什么优美的故事”，只有一些她“难以忘却”的故事，通过阅读这作品，进而去认识萧红，她和她的作品也是我们阅读中的“难以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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