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申报世遗京华物语丨谁的“紫禁城”？从皇帝的旧宫殿到人民的博物馆浙江上

于1925年的故宫博物院，共展出上山文化早、中、晚三期文物近200件，建立在明清两朝皇宫——紫禁城的基础上。

紫禁城南北长961米，包括最早的炭化稻米、最早的彩陶、最早的定居村落遗迹等上山文化重要标志性遗存。展览为期两个月。2021年是考古学诞生100，东西宽753米，也是上山文化命名15。主办方透露，四面围有高10米的城墙，上山文化遗址群目前已确立级考古遗址公园的目标，城外有宽52米的护城河。紫禁城有四座城门，并坚持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为远期目标。中外考古专家线上线下参加座谈会，南面为午门，围绕上山文化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以及上山文化遗址群保护与展示的思考进行研讨。11月21日，北面为神武门，观众欣赏展出的陶器。（日报记者 姜东 摄）11月21日，东面为东华门，观众参与“水稻驯化的证据”影像对比互动。（日报记者 姜东 摄），西面为西华门。城墙的四角，各有一座风姿绰约的角楼，民间有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之说，形容其结构的复杂。这座世界上现存规模最、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宫建筑群，其建筑已经凝结为经典。作为东方古代建筑的集成之作，紫禁城建筑留给人们的是无与伦比的东方建筑之美。

在《“李”解故宫之美》一书中，专门对故宫建筑文化进行多角度解析。正如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李文儒在书中所说，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紫禁城作为帝制统治核心功能的终结，是民主的结果；皇帝的旧宫殿转型为的博物馆，是民国时代的文化革新与文化的结果。在紫禁城这样一个空间不曾改动的“图像”中，随着时间的流动，演绎、累积着皇朝与民国、君主与民主、集权与公权的对峙与交替。

以下内容选自《“李”解故宫之美》，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文中所用插图均出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李”解故宫之美》，李文儒 撰文，李少白 摄影，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9月版。

在世界博物馆发展历史上，由皇宫——权力与财富的集中之处和象征之地转变为公共文化机构性质的博物馆，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主要是由权力决定的。由帝王及其家族专有并独享的垄断性文化资源，转变为社会共有、公众共享的文化资源，这是历史发展、文明进步的明显标志。历史上最后的皇宫、明清两朝长达五百年历史的皇宫，因帝制皇权的终结而转型为故宫博物院，虽比世界上同类的文化转型晚了许久，但本质是相同的，同样是这一世界性文化转型中的重要组成分。

遗址类博物馆的遗址、遗物，尤其是与历代帝王将相密切相关的遗址、遗物，以及历史类、综合类博物馆中的量珍稀藏品，尽管来源不同，但因为它们原生时期与历代帝王将相的密切关系、与权力与财富的密切关系，后来都成为现代博物馆的主要依托和重要藏品，也成为现代文化转型的重要组成分。

这类遗址博物馆中的遗址、遗物，历史类、综合类博物馆中的这类藏品，从文化类型上看，无疑属于产生和形成它们的那些时代里起着统治作用、主导作用的主流文化类型。它们之所以能够流传久远，与它们的身份，与对它们的身份认同直接相关，也与它们自身的构成，包括材质、技艺、文化意蕴直接相关。而这一切，又源自处于统治地位的权力与财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定它们是传统文化的承载者、传统文化的物化代表与象征体。而博物馆的出现，则是文化进程中走进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博物馆文化，是现代文化形态中的一个重要文化形态；博物馆承载的文化功能，是现代新文化。

皇宫、故宫、故宫博物院：

故宫文化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传统文化和博物馆文化，是两个文化概念、两种文化形态。因此，对于这类博物馆来说（这类博物馆在我国博物馆中占有较的比重），对于博物馆中的这类藏品来说（这类藏品在我国博物馆中同样占有较的比重），博物馆内容构成中的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问题，就成为传统文化如何博物馆化的问题了。故宫文化的博物馆化是一个动态过程。故宫文化的博物馆化，实质上是以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故宫文化经历了皇宫、故宫、故宫博物院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分别呈现着三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三种不同的文化形态的演变过程及其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就是故宫文化的博物馆化过程，亦即故宫文化、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过程。

第一阶段，皇宫时期的皇权帝制文化形态。主要特征是在继承以往皇权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使这种居于统治地位的传统文化形态更加完备，更加严密，更加成熟。

第二阶段，故宫时期，故宫文化博物馆化的起步阶段。辛亥终结了数千年帝制，紫禁城的皇宫功能不复存在。皇宫成为故宫。故宫的后半分虽仍为清逊帝所据，而由民国内务所辖的前半分，很快转变为古物陈列所，正式对社会公众，并在故宫内新建宝蕴楼，作为专门存放文物的库房，由此迈开了故宫文化博物馆化的第一步。

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事业，作为文化教育机构，当时的主管门是教育。鲁迅任职的教育社会教育司是具体的分管办事门。作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的鲁迅，是筹家历史博物馆的具体实践者。筹备处和馆址，先选国子监，后移故宫端门、午门。鲁迅多次到故宫考察将午门、端门城楼作为历史博物馆事宜。1920年，历史博物馆正式。此一事件，对于故宫文化的博物馆化来说，其意义比古物陈列所更为重。这个时期，与宫廷文化、皇室资产连在一起的社稷坛、北海、颐和园改为公园而没有改作更为专业的博物馆，一方面可看作是故宫文化博物馆化（公共性）的组成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故宫文化博物馆化进程中博物馆理念的缺位。

故宫博物院午门旧照。

第三阶段，故宫博物院时期，故宫文化全面博物馆化时期。这一阶段从清逊帝出宫，故宫博物院、开始。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的匾牌悬挂在神武门上，标志着故宫文化真正的博物馆化、全面的博物馆化开始了。

故宫文化的博物馆化虽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流变过程，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紫禁城作为帝制统治核心功能的终结，是民主的结果；皇帝的旧宫殿转型为的博物馆，是民国时代的文化革新与文化的结果。在紫禁城这样一个不曾改动的空间中，随着时间的流动，演绎着和累积着皇朝与民国、君主与民主、集权与公权的对峙与交替。文化资源所有权、使用权、功能与服务对象的根本性转变，意味着由皇权帝制起决定作用的文化垄断形态向为服务的文化民主形态的文化转型基本完成。文化民主的实现绝不等于民主文化的实现。

在故宫文化体系中，

“君主”与“民主”的关系如何？

由皇宫转型为故宫博物院，由皇权君主文化形态转型为为服务的文化民主形态，仅仅是文化转型的第一步。

由权力、财富、地位创造和主宰的皇权文化形态，在博物馆公共文化形态中，仍然以“文物”的形象被保存，并直接面向公众。皇权的文化形态、帝制的文化形态不仅仅贯穿在紫禁城五百年的帝制历史中，至少贯穿在从秦帝国就已经开始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而明清两代的帝制阶段，由于皇权帝制文化形态更加完备和成熟，呈现形态也更加清晰，更加突出，更加张扬。我们现在看到的紫禁城的辉煌和壮美，来自皇帝的权力和权力支配下的财富。现在供公众观看的故宫的空间（包括依然置身其间的皇宫时代的用品、装饰品，现在被称为清宫旧藏的藏品、展品），承载着、弥漫着、彰显着的就是典型的、严密严酷的皇权和帝制的文化形态。置身于这样的文化形态空间里的人们，极有可能有意无意地继续被有形无形的、以权力与财富为核心的帝制皇权文化所绑架。

从保护文化遗产的角度着眼，当然必须尽可能完整地、原汁原味地、真实全面地把明清皇宫保护好，把清宫旧藏保护好，并尽可能最限度地向公众，向现在和未来提供独一无二的、无可替代的皇权帝制时代的宫廷文化“标本”；而从博物馆文化的角度来说，则绝不是一个简单地把原汁原味的、辉煌壮美的明清皇给未来的问题。

从博物馆的现代文化价值、文化使命着眼，从故宫文化的价值构成和博物馆文化价值构成着眼，在完成了“谁的紫禁城”之文化民主转型之后，故宫博物院面临的重文化任务，是如何实现以帝制皇权为核心的故宫文化向民主文化的本质性转型，是如何推进故宫文化为真正的民主文化做出历史性的新贡献——承担着由君主文化转型为文化民主并继续为推动民主文化做贡献的博物馆文化，任重道远。

故宫文化的民主化转型的核心问题是对故宫文化的价值判断。

对故宫文化的价值判断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如何从整体上定位故宫文化的价值体系；二是对故宫文化体系的随时代发展而发展的“当下性”价值评判。

故宫博物院虽然已经走过近百年的，至少如下问题仍很现实：

以故宫博物院为标志，将君主独占的文化改变为共享的文化，将皇家的私藏改变为公共的所有，这只是改变了作为“物”的所有权问题，解决的仅仅是容易解决的表层问题；在更深的层次上，如故宫成为故宫博物院在文化的民主化方面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文化历史使命？故宫博物院作为现代公共文化机构的价值实现到底引发过怎样的讨论？

在故宫文化体系中，“君主”与“民主”的关系如何？故宫文化的“主流”是什么，是君主文化还是民主文化？以故宫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究竟是君主的成分多还是民主的成分多？对于其中的精华与糟粕又该如何认识和取舍？怎样以现代理性与观念，即以民主文化的对待保存至今的故宫文化？从君主到民主，从传统到现代，故宫文化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孕育出怎样的新文化的成果？传统文化、故宫文化如何在现代文化转型、文化创新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如何在创造自己的新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只要站在现代理性与民主文化的立场上，就会对故宫文化做出基本的总体性评价：故宫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组成分，传统文化不都包括在故宫文化中，但故宫文化无疑是皇权帝制时代的核心文化、主导文化、主流文化。和产生这种文化的、已被终结的帝制性质一样，故宫文化从整体上看，并不是应当以承传为主的优秀传统文化，而是应当以抛弃为主的非优秀传统文化。

只要站在现代理性与民主文化的立场上，就会认清故宫文化的基本形态：故宫文化是君主型的，而非民主型的；故宫文化是沿袭修补型的，而非创造发明型的；故宫文化是自独尊、封闭型的，而非包容、交流型的；故宫文化是帝王意志奢侈、独享型的，而非社会公众、共享型的；故宫文化是主奴服从、歌功颂德型的，而非制约监督批评、争鸣型的。

帝制时代的社会文化基本上由皇宫文化主导。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以皇宫思想文化为核心，为中心，为统领。所谓家国天下、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上下等级、主奴关系、尊卑贵贱、拜权拜金、贫富悬殊——诸如此类的文化形态、文化心态、价值标准覆盖全社会，真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虽说从主导文化、主流文化看，从整体上看，故宫文化并非以优秀传统文化为主，但在复杂的文化构成中，非优秀文化中又包含着许多应当继承转化的、可以继承转化的优秀文化；即便在应当抛弃的文化中，也有经过筛选、转化而成为有用的文化营养。如做人的道德学问，如修身、齐家、治国的责任担当，如宫殿建筑、器物等物质文化和与此联系在一起的非物质文化中蕴含着的古人的聪明才智精神，等等。

以故宫文化为代表的传统帝制文化与以故宫博物院为代表的现代公共文化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现在的故宫博物院是引导人们理性认识帝制文化的“标本”，而不是让人们崇拜皇权“明君”的“圣地”。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人类无法回避的世界问题。2017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意味深长：“面对难以言说的历史。”愈是难以说清楚，博物馆人愈是要努力说清楚。

作者丨李文儒

摄影丨李少白

摘编丨安也

编辑丨青青子

导语校对丨刘军

标签：紫禁城 博物馆 故宫 皇宫 故宫文化博物馆 “李”解故宫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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