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师的眼光 - 洞悉藏品价值对于许多人来说,收藏艺术品和珍稀物品只是一种时尚或者爱好。但对于真正的收藏家来说,这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和事业追求。他们不仅拥有独到的眼光,还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和鉴赏能力。他们
元 溥光《千里江山图》题跋
元代僧人书法中以审美为创作目的繁多。溥光,一系列成绩的背后,俗姓李氏,不仅是产品质与量的充分演绎,字玄晖,还有着另一条不容忽视的成功路径。作为这支热销二十年品牌的全程创意策划人,号雪庵、云中人。楷书宗颜,王延安将“文化”作为核心聚焦点,书多题于殿宇楼阁之上,使之成为提升品牌价值、创造品牌传奇的关键武器,赵孟頫见之犹退避三舍,几乎每一年都能为行业输出精彩案例。近日,从之者众;宗泐(1317—1391),继诗酒墨香“五个一”工程之后,号季潭,禧福祥公司董事长王延安又策划原创精品文化项目《诗书同窗》。以文学史经典诗词与名家书法艺术创作过程相融,别称全室,将自媒体与文化栏目巧妙结合,俗姓周,在视听、形式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天台临海人。其学虞在整个元代都是首屈一指的,可惜无溥光之境遇,书迹保存又极少,直至当代书名不显,但其遗作直得永兴三昧,不让前人;恒勇,俗姓关,荆州渔阳人。楷书宗柳少师,居灵岩寺多年,掌之职,一时功德塔铭皆出其手,稍具家规范,为寺所重;觉隐禅师,号道原,讳本诚,崇德人。学赵晋唐,上承智永遗法,下开董香光规格,其书作极尽雍容华美之特色,字字精美,行行流利;笑隐䜣(1284—1344),字笑隐,讳䜣,江西南昌人,其才华出众,书学苏东坡可乱真,画字风气立显,学苏而不变者䜣也;楚石禅师(1293—1370),名梵琦,浙江四明象山人。梵琦学苏,虽未炉火纯青,但杂糅进元代华美书风,苏轼风气为之一变矣;祖瑛书有“二王”遗风,极跌宕可喜,有端庄杂秀丽,刚劲含婀娜之感,元僧有此成就者无多。再加上来复、辅良、良琦、竺仙梵仙、了庵等人,他们无不是远迈晋唐,中取宋贤,近得赵氏笔法。他们于书法上的追求与佛教精神境界无涉,书作中也绝无寂静淡泊,冷峻苦修的意味,他们所追求的完全是书法的形式美感,注重的是书法艺术的美学意义。
元 溥光《石头和尚草庵歌》
另,溥光有《雪庵字要》行世,以发明精要为能,旨在实用,字里行间无不是以纯粹的艺术审美标准,客观地论述楷书字书写技法和鉴赏标准,与宗教精神、佛家境界并无联系。这些元代僧人书家在很程度上已经忘掉了传教弘法的初衷,而是更为自觉地开始讲求个人创造意志和风格个性,他们一开始即以艺术家的创作姿态和热情进入书法艺术领域,真正追求的还是纯粹的书法美学,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类书法的确是以审美为创作目的的僧人书法艺术。
清拙禅师书法
值得注意的是清拙正澄禅师的书法。清拙禅师(1274—1339),讳正澄,福建连江人,俗姓刘。十五岁出家,辗转多师,后叩临济宗祖先系愚极智慧禅师门,随侍十五年,得嗣法,后又参多家,遂为一代德。泰定三年(1326)应请赴日,深受执政幕府北条家族赏识,相继住持多寺,开创了日本禅宗二十四流之一的“清拙派”,敕谥“鉴禅师”。1339年1月17日圆寂于建仁寺禅居庵。从其遗迹来看,其书沉郁苍茫,有“石压蛤蟆”之感,又有“戟”之态,起承转合全从本心发之,既是修禅者之清淡苦修的真实生活写照,同时兼具很好的审美趣味,颇耐人流连忘返。他的书法是佛教精神与以审美为创作目的结合得最好的一位,对当代禅意书法创作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三、僧人书法传承蠡测
清吴荣光《辛丑销夏记》卷四收溥光《东塔寺人觉经卷》,后载有清钱载、钱樾、成亲王等人跋语,其中,钱樾于观后记中称:
从来诗文书画皆不能囿于时代,此雪庵和尚《人觉经》颜柳,无一笔涉元人蹊径,亦不蹈僧家气,所谓一超直入如来地者耶。
钱樾(1743—1815)字黼棠,浙江嘉善人,乾隆三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读书过目成诵,喜作擘窠字。从其跋语中可知他是亲自见到了溥光书法的,他认为诗文书画不能被时代所囿,溥光书法宗颜柳,是不涉元代书法风气的,这句话有待商榷,暂且不提。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不蹈僧家气”一句,“僧家气”是什么?他没说,这就给后人留下一个猜想:既然是“僧家气”,当也具有传承的特点,若不传承,又何言“气”呢?我们怀着这样的疑问,从元代僧人着眼,试对僧人书法传承问题一探究竟。
《图绘宝鉴》卷五载:
头陀溥圆,字方,号如庵,俗姓李,河南人。于雪庵为法弟,书学雪庵,山水墨竹俱学黄筌。
元 溥光《石头和尚草庵歌》
溥圆为溥光法弟,钦仰法兄,遂学其书,但无作品传世,学其楷书,还是草书,还是都学,学到什么程度,均不可知。这则材料通常被研究者用于说明溥光书法高超的佐证。溥圆书法学溥光,画则学黄筌,说明溥圆在学对象上是有一定取舍的,不论溥圆学溥光什么书体,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对溥光书法的继承,亦即溥光书法已后继有人,得到了传承。即使溥光书法有了传承,也不是钱樾所谓的“僧家气”,那么僧家气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恐怕钱樾本人也很难说清,从其对溥光书法的评价中看,至少,“僧家气”与颜柳书风不能等同,可能是指的僧人写经书法,当然也可能指的融合了佛教精神之孤孑特立,淡泊无碍的书法。《东塔寺人觉经卷》是楷书,钱樾所指“僧家气”当与楷书有关,而楷书“僧家气”除写经书法具有特定独立的笔法外,其余如智永《千字文》很难说是有僧家气的,所以,此处的“僧家气”实际上指的可能就是写经书法。溥光是僧人,按钱樾所谓,我们是否也能这样认为,溥圆学溥光,传承了溥光书法,而又重新树立起新的僧家气?但不论如何,此处存在僧人书法传承是可以肯定,只不过同时代人之间,说“传承”显得牵强也是事实。
若溥圆传承溥光有点牵强,元人学唐人称为传承应为可矣。僧人书法传承更多的表现在怀素书法上,历来,怀素书法以忘怀遣虑、率性任真的个性被学书者奉为圭臬,草者多从中取法,元代僧人书家中,取法怀素者就有一山、龙岩上人、至温、温日观等人。如果钱樾所谓的“僧家气”是在楷书方面,那么,草书是否也同样存在“僧家气”呢?
怀素师从邬彤,邬彤得笔法于张旭,关于张旭与怀素的书法,董逌《广川书跋》卷八《题怀素上帖》谓:
旭于草字则度绝绳墨,怀素则谨于法度。
怀素自谓“经禅之遐”才“颇好笔翰”,其书法谨于法度,当与其长期诵经修禅有关。王文治跋怀素《小草千字文》云:
右军草圣之室,自唐以降,罕有能入及之者。颠张醉素皆从右军出,而加以狂怪怒张,论者病之。然素师得右军淡处,独胜余子。右军草书无门可入,从素师淡处领取,殊为得门。此意董香光屡发之,惜知音者希也。是帖晚年之作,纯以淡胜,展玩一过,令人矜躁顿忘。
清拙禅师书法
王文治说怀素得右军淡处,一是说其线条没有较的抑扬顿挫,二是用墨枯淡,这与佛教讲究的清修静养、淡泊无为相关联,之所以董其昌屡发此意,是因为他要为其主张的以禅论书找证据。虽然怀素取法右军,也是传承书法正统,但其谨于法度,以淡取胜的特点,是融入了佛教精神的,后来僧俗之者众,也都深谙此理,草书的“僧家气”得以确立。
怀素所处时代,僧人草书者众,多得益张颠遗法,除怀素外,还有高闲、光等,惜学张而未变,虽名动一时,但影响不,怀素草法出于张而知变,最终形成自家面目,与张颠齐名。但怀素所处时代,虽论赞者众而之者,至宋季,“尚韵”书风盛行,僧人多与士夫同游,亦鲜有之者。至南宋、元初之际,温日观、全一至温出,论者以为得醉素遗法,怀素草书在僧人中才算真正有了传承,惜无草书作品传世,无以较其优劣。元初入日僧一山禅师以细劲的笔画、迅疾的运笔、枯淡的用墨深得怀素草书三昧,从其遗迹中可见一斑。一山怀素草法不是偶然的。首先,同为僧伽,心中都有郁郁难述之情,一寓于草书发之;其次,一山为一代应世德,其禅法被世人所称,以传承佛法为己任,书法当也向同为僧人的书法家怀素取法,以继前人;再者,怀素草书融入的佛教精神与一山尊崇的佛教精神一致,学其书法符合自己天性,但不论是何原因驱使一山学怀素,于今看来,都具有特殊意义。一山和温日观、全一至温一起,不仅使怀素草书在元代僧人乃至日本书坛都得以发扬光,使之后草之僧俗多从中取法,而且,还使“僧家气”能在元代僧人中得以传承,从元代僧人书法中看出僧人书法的传承性问题,在这层意义上来说,他们都为僧人书法传承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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