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的凝练郭台辉：鲍曼思想研究：探索新的分析范式──兼评郑莉的《理解鲍曼》智慧众

一、问题的提出

齐格蒙特·鲍曼被认为是当今用英语写作的最的社会理论家之一，是一个城市有别于其他城市的文化特质。它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产生、发展与成熟的，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研究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对于他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是城市主体自觉培育与提升的结果。我认为，我们不妨以另一位更为国内学者所熟知的社会理论家吉登斯作为参照物来比较：吉登斯在1992年就称之为「出类拔萃的后现代理论家」（Anthony Giddens，新时代保定精神的征集，1992：21-22）；鲍曼研究专家贝尔哈兹指出，涉及两个方面，在当前讨论参与现代性问题的欧洲社会理论家中，一是内容，最具冲击力的「三驾马车」是：吉登斯、贝克和鲍曼，二是方法。内容上，三人各有千秋，这次征集城市精神并不是另起灶台推倒重来，分别从各自的知识世界来理解新的欧洲社会，而是在原有基础上加以补充提炼，推动并探索社会政治理论发展的新空间（Peter Bellharz，这更能获得市民的共鸣。现今，2002：XII）；还有学者最近认为：「在80年代后期的社会学中，保定正发生着肉眼可见、触手可及、心底可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吉登斯一般被理解为英语世界最重要的社会学家，然而，勿庸置疑，鲍曼现在已经不但取代了吉登斯，而且逐渐成为21世纪社会学界最重要的阐释者，是专家的专家」（Tony Blackshaw，2005：1）。尽管鲍曼比吉登斯要年长13岁，但由于他追随齐美尔的写作风格，多数著作都是由松散的论文构成，同时他并不是像吉登斯那样的理论体系构建者，也无意建构一种社会学流派（Richard Kilminster and Lan Varcoe，1996：1）。这样，他的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都很少引起学术界重视，直到1987年《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一书的面世才开始名声噪。但此后几年的研究文献还只是体现在以论文的形式述评他与现代性主题相关的思想，直到1995年鲍曼的同事为他七十岁和在利兹学任教二十而出版《文化、现代性与》论文集之后才开始出现专门研究鲍曼的论著。从此，国际学术界才开始重视其思想的学术价值，并逐渐对它进行全面深入的阐释、分析、争论和运用。尽管对于多数学者来说，鲍曼的论著和思想还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但进入21世纪后，随著探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主题的逐渐深入，随著鲍曼的著作相继翻译成中文（包括台湾出版的在内已逾17本之多），学术界也开始重视鲍曼思想的学术价值。郑莉博士的新作《理解鲍曼》是汉语界第一本对鲍曼思想有著最为全面、详尽和系统的研究的专著，这对学术界重视和继续深入研究鲍曼思想有著重要的先导作用。

《理解鲍曼》一书在研究范式上借鉴了西方学术界研究鲍曼思想的主要成果，把鲍曼思想从其所处的英国和东欧语境中抽离出来，并置之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概念框架中去理解和定位。然而，这恰恰是思想史研究「剑桥学派」所坚持批评的。「剑桥学派」的开创者昆延·斯金纳认为，研究思想史和经典思想家的思想主要有两种范式：正统的范式是把思想家的思想从语言环境中抽象出来，通过整理与评论相结合的方式对其全文本或分思想进行解释，试图发现其思想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内在张力，及其「普遍真理」对研究者所处时空的贡献；另一种是他用以反对前一种研究范式的「历史语境主义」方，主张不预设框架限定作者对某学科的贡献，而是把思想家的思想还原到具体的历史社会语境中去理解和分析，不仅要了解文本的意义，而且还要研究作者通过文本修辞来表达的意图（Quentin Skinner, 1969：57-58) 。据此，我们通过评价《理解鲍曼》的研究范式来考察当前鲍曼思想研究的现状和误区，并试图探索新的研究范式，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动学术界对鲍曼思想进行多向度、多学科的立体式研究，更客观地了解鲍曼思想对当代欧洲和国际学术界的贡献，并由此启迪我们更清晰地理解和洞察当代西方历史、文化、社会的深刻变化。

二、研究鲍曼思想的主流范式及其误区

郑莉博士的《理解鲍曼》一书是在她的「理解鲍曼：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分析策略研究」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此书正如谢立中先生在序中所中肯地评价的那样：「作者对自《立法者与阐释者》以来鲍曼有关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几乎所有重要著作中的主要思想进行了较全面的描述、分析和评论」，作者细致研究并全面运用了鲍曼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分析策略，认为「只有了解这一分析策略才能够把握住鲍曼思想的真正面目和不同发展时期的内在逻辑」。（郑莉，2006：序言2）所以，作者在分析西方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重点阐述了鲍曼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概念内涵以及二者的关系，以此作为全文的分析框架和方基础，然后按照文本出版的顺序分别在知识分子、杀、后现代性社会学、后现代学和全球化这板块上全面阐述鲍曼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思想，在此基础上重点比较了鲍曼与贝克、布什亚、哈贝马斯、图雷恩和齐美尔等思想家的分歧，最后给予鲍曼思想恰当的定位和评价。郑莉博士合理地把鲍曼迄今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至少三十本著作1分为四个阶段。但本书的研究范围却主要是鲍曼在第二、三阶段（从1987年到1997年）里有关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思想，而对鲍曼在80年代中期之前第一阶段的早期思想尚未涉及，对鲍曼在1997年之后第四阶段的流动现代性思想也较少阐述。因此，充分运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一分析框架是作者在这本专题性著作中的一个最特征，我们认为，恰恰就是这个特征限制了作者无法立足于更的时空视野，难以深入理解鲍曼变动的研究主题背后不变的价值关怀。

作者全文扣紧鲍曼思想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种分析策略。作者这种分析范式秉承了西方研究鲍曼思想的主要研究成果，也深刻反映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研究的主旋律。上世纪70、80年代欧洲思想界涌现出一批主张后现代来临和历史断裂的领军人物，如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而以哈贝马斯为首的思想家则极力维持现代以来的历史、文化、社会的连续性。西方学术界从此掀起一股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的热潮。随著苏东剧变和欧盟等历史性事件的接踵而至，这股争论的热潮愈演愈烈。因此，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一对概念就成为学术争鸣和社会洞察的一个平台，是思想家诊断西方社会危机并探究出路的一种集体话语。然而，思想家们各自不同的知识背景、分析路径和学术立场，决定了他们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内涵有著不一致的理解和认识。因此，我们在专门研究当代思想家的思想时，必须首先深入了解他所运用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内涵和意义，才能把握其思想主张的精髓及其对学术界的贡献。显然，《理解鲍曼》一书的作者已经抓住了这一点，她比较性地阐述了西方的鲍曼研究专家如丹尼斯·史密斯、彼得·贝尔哈兹、道格拉斯·凯尔纳、斯科特·拉什等人的相关立场，尤其综述了近年来学者关于鲍曼是现代还是后现代理论家的争论。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并全文贯彻的一个命题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作为鲍曼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和分析框架贯穿于他分析问题的始终」（郑莉，2006：35）。

我们知道，在鲍曼思想发展的第二、三阶段，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对概念成为他分析西方现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理论策略，是「把握我们这个时代社会变化趋势所必须阐明的那些对立体中最为根本的对立体」（Zygmunt Bauman，1992：163）。在这个对立体中，鲍曼是从后现代性的角度来定义现代性，由生成中的「后现代性」概念来界定「现代性」的内涵。作者从三方面来把握他的后现代性概念：一是知识分子的重新定位，即对其自身社会地位的重新评估，不再作为「立法者」对真理和道德判断等作出权威性解答，而是作为交流文化知识的「阐释者」；二是确立后现代性的认知框架，后现代性需要表达的是不确定、模糊、偶然、不可捉摸和不可化约的精神状态、思想模式、审美模式和事物状态；三是标志著出现一种成熟的社会系统、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以消费为核心的消费者社会）以及全新的生活策略，而且消费者的行为已经稳步进入到认知和道德生活的中心。在此基础上，鲍曼确立了现代性的核心特征：1、现代性表现为永无止境地建构秩序；2、现代性最显著的特征是知识/权力的共生；3、现代性还是追求确定性和消除差弃性的一种体验、思维方式和感知方式（郑莉，2006：40-49）。

然而，我们认为，尽管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分析策略在鲍曼的第二、三阶段显得非常重要，但仅仅以此作为理解鲍曼全思想是不够的。这是因为：

（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分析框架无法涵盖鲍曼80年代中期以前的思想源流。尽管鲍曼在第一阶段的思想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但作为鲍曼思想的研究者却不能不重视，因为鲍曼不是学院派的思想家，其思想主题的变迁与其个人坎坷的人生相映射，深刻反映出欧洲犹太人和芸芸众生对历史剧变的担忧，因此，通过对他前期思想的了解才能得知他为什么后来一度倾向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种分析策略，一度推崇勒维纳斯的道德哲学。实际上，鲍曼的思想滋养都关注社会变迁中的人类生存境况，他运用社会学这种理论工具来挖掘和恢复人类追求更好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比如，他在50年代开始就坚守波兰社会学的批判传统，并成为一位「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他跨越人文社会科学的界限，吸收当代欧洲小说风格的人文关怀：「与许多社会学家相比较，米兰·昆德拉教会了他更多的社会知识」（Tony Blackshaw，2002：1）；葛兰西对鲍曼产生转折性影响：「阅读《狱中札记》对我的生命产生主要影响」（Zygmunt Bauman，1992：206），等等。这些早期思想为其后期思想提供关注人类生存境况的知识源泉。在思想发展的第二、三阶段，鲍曼是通过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种相对照的分析策略来考察知识分子、杀、社会学、学、消费社会等主题，主要是因为，在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是欧洲乃至全球格转型的时期，运用这种比较的分析范式最能体现历史、文化和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尤其是能在新社会形态中探索出人类更好的生存境况。所以他在1990年举家回迁华沙学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试图为「建构一个新波兰发挥作用」，以寻求人类生存的新机遇（Keith Tester，2004：2）。所以，从人类生存境况变迁的视角来看，鲍曼研究主题的变化主要是受现实的社会政治变迁所影响，但其中的价值关怀和知识分子责任没有改变。

（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分析策略无法延伸到鲍曼90年代后期以来的思想发展。鲍曼在1997年的《后现代性及其缺憾》反思后现代性之后，发现已应用十年之久并使他名声噪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种分析策略难以继续理解全球化中的东欧和世界变化，因此就毅然代之以「流动的现代性」概念。鲍曼从两方面来说明这种概念转换的原因：一是读者往往把他的「后现代性」曲解并等同为「后现代主义」。「由于语义学上的混乱，在'后现代性'标题下来明智地讨论当代趋势几乎是不可能的」（Zygmunt Bauman and Keith Tester，2001：97）。另一个更为实质性的理由是现代性的连续性。由于「后现代性」暗示著终结或摒弃现代性，鲍曼指出，这是不真实的，而应该是「相似但不同，连续中的非连续」。所以他创造「流动的现代性」是为了表明历史正处于「连续性（融解和脱域）与非连续性（已融解但还没有凝固和再嵌入）的进程中」（Zygmunt Bauman and Keith Tester，2001：97-98)，以此考察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在全球化时代发生何种变化。鲍曼研究策略的转换还存在一个现实原因：由于看到欧洲尤其是东欧等国多年的社会政治都无法拯救人类的生存境况，也无法实现他所提出的原则，全球化带来的消费主义反而肆意蔓延。所以他发明更为积极的「流动现代性」概念，宏观上批判全球化中的经济、政治和消费主义，在微观层面关注贫穷、个体化和生活政治。这显然表明，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这种分析策略并非《理解鲍曼》一书中所说的是「早期思想的延续」（郑莉，2006：33），而是一种用于考察人类生存境况在全球化时代的新变化的新理论工具。

（三）研究者运用鲍曼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作为分析范式容易卷入到一场无止境的争论中：鲍曼的思想是否属于后现代理论范畴。作者在《理解鲍曼》的导言中很好地概括了西方学者对鲍曼的现代性与后现代问题的争论，从中我们发现多数研究者过于简单地把鲍曼定位为后现代主义者。正如托尼·布莱克朔指出的，「有三个阵营把鲍曼错误地理解为一名后现代主义者：关注他但却没有通晓他的所有著作和思想发展过程的人；发现他的著作难以理解的人；没有仔细阅读并错误地阐述他的观点的人。」实际上，「鲍曼并不是一名否定意义上使用的后现代主义者，相反，他几十年来一直在不断发展新的研究方法和领域，尽管他受到被刻画为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所影响」（Tony Blackshaw，2005：5）。所以，如果仅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分析范式来考察的话，我们很容易给他扣上「后现代性理论家」或「后现代主义者」这样的帽子。我们知道，鲍曼所刻画的后现代转向还只是一种试探性的、临时性的、非定论性的态度，这与德里达、利奥塔和鲍德里亚等人明确张扬后现代是完全不同的，他的后现代性只有与现代性相对照才有意义。因此，我们需要警惕对他进行刻意分类背后的那些主观意图。正如泰斯特所说：「一般把鲍曼归类为后现代主义者似乎是出于保守和安全的考虑，为了使之适合已讨论过的议程，但这样就必然掩盖了鲍曼其它思想的影响力，减少其可能性和矛盾性。所以，也许更重要的是，不能把鲍曼放在某个盒子里，而是挖掘思想中深刻反映当前世界变迁的潜在资源」（Keith Tester，2004：16）。可喜的是，《理解鲍曼》的作者尽管仍然采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分析范式，但她却有意巧妙地回避这种非此即彼的争论，力图「通过展示其理论逻辑的内在发展脉络，将其理论观点置于永恒的动态的状态之中。」（郑莉，2006：203）

总之，尽管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流动的现代性这三个分析性概念是鲍曼考察现代社会动态变迁的理论策略，但我们认为，这不足以成为我们研究者理解鲍曼思想的分析范式，更不用说还存在简化或误读鲍曼思想的可能。

三、探索鲍曼思想研究的新范式

作为一名非常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思想家，鲍曼反对建构任何理论体系和思想流派，所以他的思想源流并不限于阐释、发展或综合某个或一些经典思想家的元理论，而是在对欧洲社会变迁的深刻洞察、批判、反思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就表明，他在思想发展的某阶段所创造的概念无法贯通其思想发展的始终。因此，我们不能遵循某种固有的分析范式来理解鲍曼思想，也无法把他的所有思想纳入到某种既定的分析框架中去研究，相反，我们有必要拆解其概念框架，展现其思想变迁的真实性和内在逻辑。

更重要的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种抽象而令人迷惑的概念本身无法反映出鲍曼深刻的人道主义关怀。我们认为，恰恰就是这种关是鲍曼对当代西方社会政治理论的独特贡献。鲍曼无论使用何种概念，都只是为了发现当今世界阻碍人类追求更好的生存境况的原因。这充分体现出当代欧洲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正如克劳斯·奥菲所盛赞的那样：「齐格蒙特·鲍曼一直致力于研究人们在现代或后现代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结构中所处的状态，以及处于这种状态中他们有过哪些（惨痛的）经验（尤其是不安全感，不确定的灾难，或者是矛盾心理下的苦痛）」（Clause offe,1998:173）。所以，我们应该以潜水采珠的方式，揭开其混杂概念和晦涩语言的表层，潜入其思想河床的深处，挖掘他对人类生存境况变迁的犀利认知，弘扬他对当代西方思想史、社会史和政治史的杰出贡献。

他在许多著作中多次指出，人类最值得珍视的永恒价值是个体的创造性、尊严和自主(Keith Tester,2004:131)。因此我们认为，个体可以作为理解鲍曼全思想内核的分析性概念，尊重个体和关注个体生存境况的变迁是鲍曼思想的出发点、理论资源和归宿。

在现实层面上，我们从鲍曼个人的生存境况可以看出，对个体生存境况的观照一直流淌于他的思想河床中。1、他妻子雅利纳在纳粹统治期间的犹太经历给鲍曼的思想留下深刻的痕迹，这促使他从犹太受害者的视角来研究杀与现代性在本质上的亲和性，而且还激起他从道德责任层面强调对弱者的关怀；2、对个体的宣张不仅是他对社会危机的内在根源和未来不确定性的剖析，而且还折射出他对重返东欧世界的渴望；3、对道德、自由和幸福的质问完全可以归结为他对个体生存困境的关切。这是因为人们在1990年前后相继目睹了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和体制出现的两种社会危机，而鲍曼的思想则深刻反映了个体对这种危机产生的焦虑和困扰；4、在研究后现代性的主题时，鲍曼对流浪者和观光客的强调折射出他长期客居他乡的情怀；5、由于对流放生活的感知，他不仅始终重视个体的身份认同问题、尊严问题和贫穷问题，而且还把微观的个体化和宏观的全球化结合起来。总之，鲍曼学术生涯一直把个体生存境况作为视点，而且这种个体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指向，所以，我们认为，可以把个体作为理解鲍曼的分析性概念和逻辑架构的原点。

要论证微观意义上的个体是否可以作为一个理解鲍曼的核心概念，我们还得从鲍曼思想资源著手才更有说服力。可以说，鲍曼的思想源头都与其主张个体能动性的思想有关。因为当问及思想发展的线索时，鲍曼的解释是：葛兰西教他应该看什么，齐美尔教他如何看这个自然而又无法改变的世界，勒维纳斯则从理论层面教他为什么这样看世界（Peter Beilharz，2001：334)。在这里，我们需要厘清这三位思想家对鲍曼思想的影响。第一阶段的思想是受葛兰西的影响。鲍曼认为，作为后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告诉他，个体并不是社会政治结构中毫无思想的复制品，而是有著自我特性的行动者。每个人都有改造世界的能力和权力，只是由于现代社会政治结构抑制了这种能力的正常发挥；第二阶段是齐美尔的影响。齐美尔指出，社会学的任务是以怀疑的眼光去对待秩序井然的世界，并探究那些对人们造成日常后果的社会政治秩序，因为矛盾性和不确定性是社会生活的本质，而且个体的境遇并不遵从社会、政治、经济之间的分界。第三阶段是勒维纳斯的影响。鲍曼吸收勒维纳斯的他者哲学思想，主张道德不是个人的判断力、特定群体的立场和体验或者方的程序，而是一种对他者永恒的责任，是个体存在的本质。

在融会贯通这三种思想资源的基础上，鲍曼指出，当前的资本全球化正在瓦解现代以来建构的社会工程，这为恢复个体道德责任和能力提供了充分条件，但全球化带来的消费主义却又使个体的生存境况陷入于不稳定的状态中。对鲍曼来说，在这种机遇和危机均等的条件下，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以政治的方式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以此恢复穷人的公民地位和资格。这不仅表明可以用个体的概念来串联鲍曼各阶段所有似乎非连续性的思想，而且从中可以看出，关注现实社会中的个体始终是鲍曼洞察现代社会和政治变迁的逻辑起点和思想归宿。所以，我们完全有必要深入到鲍曼思想内，并且把它放在具体历史背景中去理解和分析。显然，我们如果仅仅把鲍曼思想放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概念框架中去认识，就无法完整展开他对个体生存境况的深度关切。

既然个体是解释和分析鲍曼思想的一个重要视点，那么，我们如何通过个体生存境况变迁的视角来把握鲍曼的核心思想及其发展动态？在解读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如何运用这种分析视角才不至于陷入于只以编年史方式解释鲍曼著作呢？

在运用个体生存境遇变迁作为解读鲍曼思想视角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不以鲍曼思想发展的源流或著作产生的年代去从事文本解释学研究，而是按照人之为人的个体在社会历史变迁进程中的生存境况来研究鲍曼思想的学术贡献。我们在研究中可以把鲍曼关于人性价值和道德选择的观点放在首位，以此作为鲍曼思想的立论基础和前提；然后再考察个体的价值在现代社会政治的秩序中是如何受压制和分类的，以及在现代社会政治结构衰微的过程中个体是如何转变成新的社会角色，而且在新的境况中个体将有什么新的生存机遇；最后考察鲍曼希望政治意识、制度、行为在保护社会个体的作用方面应该发挥什么功能。作如此调整对我们正确解读和研究鲍曼思想有著重要意义。

首先，从个体层面来研究可以把鲍曼思想视为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从而解决学术界对鲍曼思想连续性问题的争论。因为，展开鲍曼思想的内在逻辑是：挖掘个体行动能力，批判现代性对个体的压制，诉求于后现代性来恢复个体的道德责任，透视流动的现代性时期个体困境和机遇的双重可能性，并试图通过社会正义和改造政治来拯救人类的尊严、自主和自由等价值。由此说明鲍曼的思想并不是断裂的而是循环发展的，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叙述走的是循环之路，而不是按照直线发展，……有些主题再次受到关注」（鲍曼，2002：229）。

其次，通过个体生存境况变迁来考察，我们还可以发现，鲍曼的思想把批判理论的宏视野和后现代理论的微观洞察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个体─社会──全球的联结，也就是微观和宏观的统一。这有助于我们体察20世纪80、90年代欧洲社会的历史危机对个体生活的深刻影响，尤其是东欧人们的思维、意识和行为的根本性变革，同时，我们还可以从中管窥西方学者对现代政治理论的深刻反思，以及人们对政治的期盼。

最后，通过这种新的分析范式可以表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并不作为一组核心概念和分析框架，而只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坐标、背景知识和需要论证的关系。我们在研究鲍曼思想的过程中试图寻求新视角和分析范式，其目的在于，通过个体的概念把鲍曼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主要探讨鲍曼思想对当代社会政治理论的贡献，从而避免学术界对鲍曼思想是连续的还是断裂的争论，避免争论鲍曼是否是后现代主义者。不仅如此，通过这种分析范式考察鲍曼思想，我们更可以了解到，从传统社会解放出来的个体如何被重新安置在现代社会的结构中，而在当前全球化对全面冲击的背景下，个体的生存境况又有著哪些新的变化。

参考文献

(1)郑莉：《理解鲍曼》，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

(2)齐格蒙特·鲍曼：《通过社会学去思考》，高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9月版。

(3)Anthony Giddens(1992), 'Uprooted signposts at century's end', 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No.17, January.

(4)Clause Offe(1998), 'Laudatio für Zygmunt Bauman', Zygmunt Bauman, VolumeⅠ, edited by Peter Beilharz(2002), SAGE Publications.

(5)Keith Tester(2004), The Social Thought of Zygmunt Bauman, PALGRAVE MACMILLAN.

(6)Quentin Skinner, (1969),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History and Theory , Vol.8.

(7)Peter Beilharz (2001), The Bauman Reader, Sage Publications.

(8)Peter Bellharz(2002), 'Editor's Introduction: Bauman's Modernity', Zygmunt Bauman, Volume l. Sage Publications.

(9)Richard Kilminster and Lan Varcoe (1996), Culture, Modernity and Revolution: Essays in Honour of Zygmunt Bauman, Routledge.

(10)Tony Blackshaw (2002),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Zygmunt Bauman', Network: Newsletter of the 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No.83, October.

(11)Tony Blackshaw(2005), Zygmunt Bauman, Routledge.

(12)Zygmunt Bauman and Keith Tester (2001), Conversation with Zygmunt Bauman, Polity Press.

(13)Zygmunt Bauman(1992), Intimation of Postmodernity, Routledge.

注释

1 、鲍曼的著作除了《理解鲍曼》一书中作者所列出的25本著作之外，还至少应该包括《再次孤独：确定性之后的学》（1994）、《欧洲：一个未完成的冒险》（2004）、《废弃的生命：现代性及其被遗弃者》（2004）、《认同》（2004）、《流动的生活》（2005）等6本。

郭台辉　华南师范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当代西方社会政治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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