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力量:文字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文学是人类文明最富代表性的艺术形式之一。自古以来,文字便成为人类探索内心世界、表达情感诉求的重要载体。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文学的作用和影响力又是怎样的呢?首先,文学是认识自
几千年来，风开始变得凌厉了。叶子蜷缩在树的怀抱，文人活得稍微有点品格的时代便是宋朝。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冬，财取于万民不留其有余。”可见，就这样着一身素衣缓缓而来。天地间失去了姹紫嫣红的喧嚣，虽然宋朝依旧无法改变“兴，却多了一份纯洁通透，百姓苦；亡，宁静安然的诱惑......春水满四泽，百姓苦”的悲剧，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晖，但知识分子的待遇却得到很改观。
赵匡胤皇袍加身后，冬岭秀寒松。——陶渊明《四时》秋冬的月，害怕手下中又出“赵匡胤”，像是雾里的灯笼，于是耍了一个天衣无缝的把戏——杯酒释兵权。皇上独揽权之后，发出微弱而迷蒙的柔光，政治趋于稳定，仿佛地上的一切都变得迷离了起来。冬岭有松，文臣由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变得更加现实，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空前高涨。朝廷官员享有丰厚的俸禄，的言论控制相对放松，文人雅士时常聚会搞些诗词派对就不足为奇了。相比之下，宋代的文人比唐代文人承担了更多社会责任，至少在他们的文字中表现如此。所以，宋诗比唐诗更加实际，也少了脱缰野马式的个性和自由。
苏轼在《思堂记》中说自己：“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入，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所以他注定做不了柳永、张先、晏殊。面对时代的苦难，能“婉约”起来的文人士子，注定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虽然为官，但苏轼一生被贬谪，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目睹了民间疾苦，使得他身上具备了民间的超链接，从一个故事可见一斑。一次苏轼问婢女自己腹中有何物，众婢都说是“文章”“才识”云云，等到小老婆朝云开口，她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朝云是了解苏轼的，听罢此话，苏轼捧腹笑。
苏轼之不合时宜是因为他喜欢站在平民角度看问题，他到过很多州郡，每到一处，农民的生存状况、生活环境都牵动着他的心。
来到北方，看到遭受蝗灾和旱灾，便把见闻写进诗中：“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来到南方，看到洪涝灾害很严重，便题《送黄师是赴两浙宪》:“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官自倒帑廪，饱不及黎元。”很明显，苏轼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统治阶级。当时苛捐杂税使农民食不果腹，所谓“苛政猛于虎”。
作为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苏轼的个性已经发挥到极限，他的人道也发挥到了极限。如果将苏轼放到历史的本来位置，那么，可以窥见他的自既是封建宗法制度下知识分子必经的转变，也是自我的必要手段。
从“言”到“不言”的历史已经变成一种人生哲学被文人接受。苏轼的软弱不是他本身的问题，而是文化土壤的问题；苏轼的逃避不是堕落，而是回归纯真的捷径。这样的回归应该在历史语境中被认同，这不会减弱苏轼的魅力，恰恰突显出封建专制社会对个体的蔑视和摧残。而政治失意成就文学天才，这又是无奈中的万幸了吧。
苏轼被贬到黄州时，作《初到黄州》，其中“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一句体现了他乐观旷达的人生信念。忍受痛苦是一种无奈，享受痛苦才是一种境界，“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那飘逸而浪漫的身影犹如立在眼前。
只可惜，苏轼的浪漫是一个乃至一个最后的狂欢。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北宋王朝在金兵的呼喊声中砰然倒地，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淮河以北沦为金人的国土。文人无法回避山河破碎的时，即使是以婉约为主要词风的姜夔、吴文英，也在词中诉说对中原沦亡的哀愁。
诗人中，陈与义和曾几的爱国诗歌体现出悲壮的时代精神。陈与义的《伤春》其实不是在伤春，而是在伤国，南逃时他作诗指出“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钱钟书说：“宋代诗人遭遇到天崩地塌的变动，在流离颠沛之中，才深切体会出杜甫诗里所写安史之乱的境界，起了国破家亡、天涯沦落的同感，先前只以为杜甫‘风雅可师’，这时候更认识他是个患难中的知心伴侣。”苏轼看不见这些荒乱，是他的幸，只不过，他之前的诗词似乎已经隐隐预示了他身后的时代。
视觉 I 杨晓东
编辑 I杨智淋
审核 I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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