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游与得道语言，妙不可言庄子的

语言学泰斗吕叔湘先生的《语文漫话》是北京出版社“家小书”系列之一，《说文》中记载:“道，由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张伯江教授从吕叔湘先生海量的语言学普及著作以及语文教育文字中，所行道也。道者，按照语言—文学的内在理路，人所行，遴选最生动活泼的分结集而成。生活中，故亦谓之行。”。《释名·释道》中记载:“道，语言与每个人都密不可分，一达曰道路。道，需要更好地理解语言，蹈也;路，懂一点语言学常识，露也。言人所践蹈而露见也。”可见“道”的基始意就是供人行走的路，培养对于语言的敏感与趣味。政协报记者专访张伯江教授，同时具有“行”的动词意义和“路”的名词意义。在此基础上“道”被引申为手段、方法、途径和目标、道理等意义，讲述语言研究的妙处，西方哲学传入后，以及语言与文化、生活的关系。

在语言学的万花筒中了解汉语奥秘

《语文漫谈》是吕叔湘先生关于语言学一些著作、文章的摘编，“道”被纳入哲学范畴，为什么会做这样一项工作？其意义何在？

张伯江：吕叔湘先生是语言学的一代宗师，在北京出版社“家小书”里面专门选编一本吕叔湘先生的集子，意图就是比较通俗、浅显地让普通读者了解汉语语言其中的奥秘。语言学之外的读者不一定很了解吕叔湘先生，但是我可以讲一段往事。1951年6月，《日报》发表了一篇《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从那天开始《日报》连载吕叔湘和朱德熙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一直连载了6个月。这个连载是面向全国干、学生的，导致出现了一个全民学语法的热潮。语法问题之所以在举国上下受到那么关注，是因为新伊始，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亟待全面，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还存在很多问题。那时候家迫切需要语言有一定之规，建立一种新的语言规范和文化。

今天想起这件往事，重点并不是要说语言学学科的影响力有多，而是想说，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语言问题，时代在变，语言问题凸显的侧面也在变，但语言问题的核心原理是不变的。我们有必要学会观察和体会身边的语言现象。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不是找一本现成的小书重印出版，而是为读者着想，选编出最有价值，最有可读性，又能最全面反映吕先生语言学见解的通俗性文字，集在一起，让读者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漫游语言的世界。

在学术层面，读者对于语言学不太了解，可能会只把语法理解成规范。然而，汉语又是我们须臾不离的存在，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由学者做这样的普及工作，能为读者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张伯江：一般人对语法、语言学的感觉，往往简单地看作对错问题，好像语言学者总是在“挑错儿”。但我想说，语言学的奥妙和魅力绝不在这，其实语言的对和错也是有相对性的。汉语博精深、奥妙无穷，语言的运用本来就是活态的。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地域方言背景、社会身份背景，文化教育背景，导致家的语言惯千差万别。所以规律符合一般人的思维惯、体现一种普通的逻辑心理，对于词语搭配等语言问题，并不需要都做硬性规定。我们不应机械地理解语言规范，那样会影响语言的生动性和创造力，而这正是我们文化中最可爱的东西。

像所有的学术家一样，吕叔湘先生把学术普及看得跟学术研究一样重要。他的写作，最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很难从他的著作目录里清楚地指出，哪些是专门的学术著作，哪些是普及性的通俗读物。我跟随吕先生身边工作学多年，深深感觉那些著作，不论鸿篇巨制，还是轻灵小品，到处传达出他的理性智慧和对汉语的独到感悟。比如在这本《语文漫谈》中，像“语言是什么？”“语言学是什么？”等问题，这次我们选的是现在不太常见的吕先生早期通俗性小书《语言和文字》和《语法学》中的几个段落，系统介绍了语言学的主要内容以及语法的基本单位。书中先从常识性的发音和音响说起，引出音素的概念，再给音素赋予意义，就讲到了语素。有了语素，就可以讲语法是怎么回事了，整个语言结构至此就完整搭建起来了。此后，再讲这个结构的其他侧面：什么是文字？什么是书面语和口语？语言是怎么变化的？方言是怎么回事？语言能不能比较？各种语言的共同之处是什么？语言学跟其他学科的关系是什么……每个话题，都是寥寥数语，要言不烦，连缀起来，就活生生形成一个语言学的万花筒。

在语言中感受文化

汉字、汉语是文化的载体，如何解读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张伯江：吕叔湘先生对语言与文化一直保有持续不衰的兴趣。他说：语言是什么？说是“工具”。什么工具？说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可是打开任何一本讲语言的书来看，都只看见“工具”，“人们”没有了。他于是特别强调语言的“人”的方面：语言与人们的社会生活，语言与人们的文化，语言与人们的交际心理。一个时期人们的用语，甚至专名，都会有社会风尚、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印记。

文化源远流长，我们为什么选择了汉字和汉语？汉语跟西方语言有一个很不同的特点，它是非常讲究韵律和节奏的语言。当我们诵读《诗经》、汉赋等古代经典及像《我与地坛》这样的当代文学作品，都能感受到美好的韵律。有人说不同思维决定了不同语言，语言学家则说不同语言决定不同思维。你选择哪种语言，你就用这种语言的内在逻辑结构去认识世界、观察世界，去表达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汉语作为文化的载体，承载着文化的精髓，对文化发展有深远影响。

叶圣陶先生曾把写作叫作写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语言与文学又是怎样的关系？

张伯江：语言运用到了艺术的程度，就是文学了，因此文学的妙处，常常需要从语言的角度去品评。不同的语言风格适合不同的题材、不同的情绪，随着语言的多元化，文学创作的表达也很多元。一个好的作家往往是语言运用的圣手，得精准吃透语言里面所有的内涵，比如句子的结构规律、词语的选择规律等。在文化几千年历史中，一代有一代的语言方式。

汉语上古时期音节结构比较繁复，像《诗经》那样的四言诗可以说是适合当时语音结构的理想节奏形式。到东汉以后双音词产生，汉语诗歌也就出现了单双音节搭配的五言诗、七言诗。现代汉语常用词既有单音词又有双音词，同时还有不少的轻声字，出现长短不齐的自由体诗也属自然。但不管怎么说，追求节奏和谐的美感是古今一致的。比如郭小川的诗“秋天像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这个节奏感非常舒服。不管是白话诗还是古体诗都给人这样的感觉，正是汉语的自然生态，就像成语是口语的浓缩，诗歌也是把自然语言艺术地浓缩了。千万不要认为诗歌是诗歌，语言是语言，其实诗歌就是语言，语言就是诗歌。

书中有很篇幅谈到翻译的问题，在不同语言文学作品互译中，语言的作用更为凸显。

张伯江：说到翻译，我想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吕叔湘先生说有一些西方译者，因为文字艰深、诗词铸语凝练，错误在所难免。比如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译者对词性产生误解，将“愁”误解为诗人在愁，翻译成“发愁我的妻哪去了，我的子哪去了”。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结构，要想翻译好文学作品，需有源语言的文学知识和丰富的文化知识储备，并且“好的翻译应当是不但是把意思翻对了，并且把语气也译出来”。

很多人不知道，吕叔湘先生的翻译艺术非常高超。王宗炎先生曾经这样评价——“他的译笔像天际行云一般的舒卷自如，能曲达原著的意境和丰神，而又自然流畅，字字熨帖。只有一个有语言学家的眼，同时又有诗人的心的人，才能有这样卓越的成就。”书中特地选了吕先生《中诗英译比录》序言，可以让读者从他对译诗的品评中，看到“语言学家的眼”和“诗人的心”。

刊登于2020年11月2日

《政协报》

标签：张伯江吕叔湘汉语诗经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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