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意境之美由宋至清的庐陵刻书文化探胜通过庄

宋代的刻书事业，他探究意境与境界内涵，因政治需要和文化诉求，并将其分为“有无之境”与“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随经济的发展，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逐渐兴盛发达。出现了许多刻书机构、单位和个人、官刻私雕并举。庐陵刻书三种类型兼有，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乃是最为系统的意境论。《庄子》本身即是意境无穷之作，多私刻，在创作中也追求象外之意，民间刻次之，更使得作品浑然一体。故方氏在评点《庄子》时，官刻最少。三种不同方式的刻书，尤其注重对意境的把握与提炼。注意点的把握首先，有着不同的性质，方氏认为庄文“逸”。“逸”是美学中别具意味的审美范畴，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取向与品位。

刻书总览

私刻与民间刻较多的事实无形中在言说庐陵一地民间文化氛围浓厚，有三层含义:一是超脱，而刻印书籍多为庐陵先贤文集，超脱之义是从“逸”字本义引申来的，则代表对乡贤的认同与尊崇，无声中也是对乡邦诗学传统的承继与发扬。

除却前三种刻书方式，还有一种商业性质的刻书——书坊刻书。西刻书在南宋中期以前，主要集中在南昌、抚州、和赣州。州本书法上求真，以颜真卿和柳公权为宗。书法艺术上的求真求似，却忽略了雕版用字的特点，加之各书书体不尽相同且与外界减少，故吉州本的后续发展稍有欠缺。代刻书刚刚起步，故而数量相对较少。

从总数上看，官刻数量最多，私刻次之，坊刻在庐陵为无。书院刻书占总数的13.8%，刻书中，庐陵先贤所著书占37.9%,其中官刻中庐陵先贤撰写的占31.6%,私刻占50%，私刻刻印先贤所著文集最多，官刻次之。私刻的性质及特点使其刻印在书籍选择上有较的自由，而倾向选择本地先贤的著作也在情理之中。

明代刻书繁荣，因经济较为发达，政治相对稳定，加之统治者的提倡。刻书在明代蔚为观，刻书总数远超前代。但书院刻书稍显式微，官刻和私刻发展迅速。书院刻书占总数的1.5%，宋朝书院刻书占13.8%，元朝占30%，与此相比，明朝显然成降落之势。而这与书院自身发展趋势成负相关。

究其原因，书院数量的增多以及规模的扩并不直接相关于文化的发展。书院刻书数量的多寡与书院数量的増加具一定的相关性，但并非直接相关。书院是否刻书以及刻印何种书籍，刻印多少，影响其做决定的因素非常之多。

当然，书院必须存在是其先决条件。书院本身发展的鼎盛于书院刻书的萧条，其原因有很多。具体到每一个书院自身的发展趋势，比如自身经费的多寡，政策的支持，是否有刻书需求等等。明代，就书院自身刻书需求来说，经由宋元两朝的积累，其相对能自足。明朝官刻书籍中，庐陵先贤撰写的占5.9%，私刻中占45.5%。

清朝刻书总量蔚为观，官刻、私刻、坊刻相较前朝都有较发展，坊刻的发展尤为喜人。书院刻书虽仍主要以梅溪书院、白鸯洲书院为主，但有新元素加入，复真书院也开始刻印书籍。综而观之，书院刻书占总数的2.1%，在所刻书籍中，为庐陵先贤所着的书官刻占3.6%，私刻占74.3%，坊刻占50%。私刻是最多刻印庐陵当地先贤作品的。官刻中刻印庐陵先贤作品$比例降低的原因是清代是集成的一代。分学科领域进入总结阶段。庐陵官刻多以刻印方志为主，各府志、县志、书院志等。清代是刻印方志的高峰期，故而庐陵先贤的文集刻印相对较少。

从书籍刻印种类来看，书籍种类更趋多样化与工具性。宋代的官刻几乎都是刻印作品集。元代的官刻也相对多为别集。明代官刻多刻印方志，刻印书籍的性质偏工具性与总结性。清代官刻则更为明显，府志和县志占了很分，究其原因，明清两朝思想监控较严厉，文学创作所受限制较多，故而文人多埋首故纸堆，进行总结与整理工作。另一方面，这也是文化自身发展的趋势。文化或者说文学在经由宋元两朝的积淀后，需要进行文化自醒与反观自身发展。此时的文化整理与总结就是水到渠成的之事。

书籍刻印的连续性是庐陵一地内化传统的外显。综观历代刻书，庐陵不管是官刻还是私刻，抑或坊刻，其对书籍的选择是谨慎的。清代私刻，除却庐陵先贤文集，仅刻印了《金元明家文选》，《陈修园医书》，坊刻刻印了《岳忠武王集》。《金元明家文选》的刻印是对文重视的无声言说。《陈修园医书》作为医学书籍，工具性比较高，利用率相对较高。《岳忠武王集》的刻印，某种程度上是在宣誓庐陵作为忠义之邦的主导权。欧阳修谥号文忠公，周必封益国公,其文集名《益国周文忠公全集》。文天祥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忠义高洁气节，无与伦比。

除却方志或庐陵先贤的著作，其他的都是经典或工具书。对书籍选择的谨慎是对刻书这一行为的重视，是对文化传承的重视，当然不排除这种谨慎中有保守和排外的倾向。但正是这种内化的自持方能使传统的传承更为完整与恒久。庐陵被视为文章节义之邦，诗书忠礼之郡，敦厚恭检、温良润玉的品质是其底色。清代作为集成的一代，其私刻某种程度上最能代表审美取向与文化品位。

庐陵刻书在明清两朝达到顶峰。元代因战争与当政，文化发展被迫中断，故而刻书较少。官刻呈稳步发展的态势，私刻发展态势喜人，明清两朝，私刻如雨后春笋，迅速攀升。相较官刻和私刻，坊刻发展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状态，宋代和明代两朝，坊刻数量为零。宋代已出现坊刻，新余的《增广太平惠民和剂方》10卷就是于丁未年临江府由新余吾氏所刻。明代的坊刻相较之前是更发达的。

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在江浙沪等沿海地方，出现了商品经济。书房刻书即以营利为主要目标。故，明代的坊刻理应是更发达的，但江西处中内，而庐陵又处江西中，故而受到的影响更小。明代江西坊刻较发达的有赣州和金溪。赣州有清献堂，刻印了《书经集注》《诗集传》《春秋传》等经经典。

金溪有西昆馆，刻印了《古今搜乘》《四书集注》《汤睡庵先生鉴定易经翼注》等。坊刻以市场为导向，以营利为旨归，故其刻印的多为科举所需之经典书目。庐陵的刻书由宋始，元代低潮，明代迅速发展，清代达到顶峰。其发展轨迹与总体的刻书是一致的，但背后的原因却不尽然同。

刻书之盛，直接表现为刻印书籍数量繁多且质量上乘，而与之相关的因素如刻工的专业化也是体现。有宋一代，庐陵刻工良多且都具有较高的素养。

综而观之，刻书在庐陵的发展趋势是宋初兴，元稍有中断，明达到鼎盛，清渐趋沉寂。刻书的发展轨迹跟科举是并轨的。由此观之，刻书与科举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周必与庐陵刻书

刻书之前的准备活动如撰书、编书、校订等工作也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周必的文集，如《斋文稿》、《别稿》、《平园续稿》等都是亲自手编的。亲自手编一般都悉心选择，精益求精。欧阳修晚年为自己文集编次时，精挑细选、可谓呕心渐血、艰苦备尝。

周必对刻书有着赤忧之心，对庐陵先贤欧阳修文集的校勘与刻印小心谨慎，用诸本编校，力求精善。对于刻印技术的追求，他也有着十足的热情。

周必呕心沥血刻印欧阳修文集，原因有多个方面。对先贤的重视与尊崇是其一，周必在自己的文集中提及过自己对欧阳修的尊崇与敬仰之情。

周必对欧阳修的惺惺相惜，与欧阳修有着极为相似的人生经历，且二者皆四岁丧父，家庭困窘，同为由母亲抚养成人，故而受母教影响极。关于宋代文人与母教的关系考可作更深入的研究。周必四岁丧父，所怙惟母；欧阳修四岁丧父，欧母画荻教子。

利他与自反：刻书业对庐陵文化的影响探微

著书、刻书究其本质是对时间可冲淡一切的有力反抗。用文字抵抗时间，以自家言铭记历史。刻书，是上接续传统、下开辟新径的一种转折点式文事活动。刻印书籍，尤其是乡贤的文集，利于乡邦诗学的建构与—地文学传统的承续，这本身是一种带有象征意味的仪式性活动。

庐陵刻书作用举足轻重且属于福射发散型的，它对庐陵一地的影响可主要分为两个方面，本身与其他。刻书对于本身而言，是自反性作用，由一开始的促进刻书业的飞跃式发展，到有一个放缓期，再到会自己反思本行业。自反是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庐陵刻书就是如此。

书籍刻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除却对刻印业本身的促进，对其他方面也有着非常重的作用。书籍的批量刻印，使得记录这一行为的文体得以发展，催生或促进某类文体的发展，如序跋；书籍的刻印使得某一流派得以有实体的认证，促进文学流派的传播，如江西诗派和江湖诗派；促进刻印业的发展，增加就业岗位，带动经济发展；刻印集子的増多，改善了文人的阅读环境与条件；促进文化的发展；改变人们的阅读方式。

刻书的兴盛，直接催生了序跋这种文体的形成发展。前人在刻印好书籍之后，一般会有记录书籍刻印缘起、过程等的应用文体；有时在一书刻印好之后，也会专门请人写序，书前谓序，书后谓跋。《诗经》就有小序，很多书目也有序。序对文章的作用是提纲挈领式的，总括整个刻书过程。序的集结，特别是家集序或先贤文集的序易于形成一种传统，乡邦之情，故园之思，心理上的认同与驱于同一的情感。

刻印行为的重复与増加，使得刻印业唯利是图，刻书质量下降；文集的刻印发行，也使得书本身成为商品，其面临被选择，于是读者选择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也是使某书经典化的过程。当然，未被选择的就日趋边缘化和沉沦。

当刻书产业化后，其运作就势必市场化，以经济价值为导向，而这种风向标会促使书商刻印名人的集子或有利可图的书，这种对书的“霸权”式选择也间接强迫读者的阅读选择。但这也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是螺旋式上升的一个对书籍的选择过程。

在功利行其道的刻印业，有影响力的好书就显得弥足珍贵，于是求之者多也会有利可寻。书商或书坊多趋利，对书籍编集和刊刻质量等置于不顾。—地刻书业的发展对文学的影响是渗透性的，从书籍流通到读者阅读，从书籍环流到读者的接受影响；追溯其源，则是书籍的出版与发行。

结语

庐陵刻书数量巨，且由宋至清，私刻几乎一直拔头筹。私刻是民间非官方的行为，它最能体现刻书自由，从刻印何种书、刻印多少、刻印版式都自定。庐陵私刻多刻印庐陵先贤的文集和一些经史原典。

前者可见其文化的地域意识，后者见其“师经”之心。对先贤文集的刻印是传统的延续与文化的继承，欧阳修、周必、文天祥、杨万里等人的集子刻印较多，可见其宗先贤之统。而刻书性质也是随时间发展的，当私刻也开始考虑受众等因素时，刻书的商业性增强，而这对庐陵刻书、庐陵文化有着利他和自反的双向度影响。

总之，庐陵文化在“师经”传统的视阈下，有着棱镜似的多面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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