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崇拜朱宜：向这个世界吐露我所发现的秘密散文迷

“曾经有一个阶段，不能解决人类遇到的所有问题，我特别反感将我的身份定义为编剧，于是人们就彻底不崇拜自身以外的任何东西了，我觉得自己是无限的，反而崇拜宗教了，而编剧只是我和世界接触的一种方式，当然宗教的教义和宗旨，但现在，对人的行为的规范起到的自律性很弱；除非你是很虔诚的人，对于编剧这个职业，要是一般人，我变得更加谦逊和认真。”自第一30分钟的短作品《前程似锦》起，很难按照宗教的宗旨和教义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出现这种现象怎么办？于是人们又发现了同类人群里的一些人，作家朱宜一直沉浸在编剧这个行当里，他们也可以作为自己的崇拜对象来崇拜，显然，这些人就在自己的周围，她于此如鱼得水。

自高考前产生的编剧念头，比牛鬼蛇神更清晰更逼真，至南京学戏文系学，再至哥伦比亚学读编剧MFA，朱宜的编剧之路似乎颇为顺遂，于是“我是否还有别的擅长和可能”的念头萦绕在她的心头。她曾转向过金融业，但经历一番后她意识到，“编剧会更让我认识自己”，更重要的，“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永远是个谜，它的复杂性让我永远敬畏”。在编剧事业里，她还有很多可以探索的东西，也有很多她想去尝试的更难的挑战。

朱宜编剧的核心在于讲故事，以及探索讲故事的方式，以其所言，是“以个体的身份讲述‘人’的故事”，她喜欢讲述那些“在日常生活和野性世界中徘徊的，一不小心就会‘滑’出正常轨道，受到野外世界的诱惑和召唤，从而处于两个世界之间的过渡状态”的人物们。内心的敏感性和感受力促使她用编剧的方式与这个世界对话。

■ 作家朱宜

近日，她的剧作集《我是月亮》刚刚上市，收录了两个长剧本《我是月亮》《特洛马克》，也包含了《车祸》《蜂蜇》等4个短剧本。该书从属于译林出版社“现场文丛”书系，2018年底，评论家何平和译林出版社协商主编一套旨在培育35岁以下青年作家的书系，为有潜力的青年写作者做一个设计讲究、拿得出手的连续出版书系，同时也为当下文学呈现一些有未来可能性的、年轻态的“作家”，而并不一定限于生理年龄意义的“青年”。而朱宜，正在呈现她在编剧一途上的无限可能。

访 谈

朱宜：向这个世界吐露我发现的秘密

记者：你在TEDxNanjing演讲中的一句话：“作为一个编剧，我所唯一感兴趣，也是唯一能做的就是以个体的身份讲述‘人’的故事。”某种程度上，你是用编剧的方式和这个世界对话，我所好奇的是，这是怎样的一种路径？

朱宜：我很早就对写作非常感兴趣，但直到接触到编剧这个文体，我才一下子意识到就应该是它。因为它可以那么多元丰富，既有情节，又有节奏，充满诗意，又和空间发生关系。同时它也是跟不同类别的人合作、每一个人都在参与完成作品的一种形式，而它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和观众，是和人发生关系，我觉得这特别有意思。归根到底，我对编剧的兴趣是对这个世界的兴趣，尤其是对人和人之间、人和世界之间发生的事情的兴趣。

“以个体的身份讲述‘人’的故事”也是基于此，我觉得比做编剧更重要的还是做个人。你的人生比你的作品更重要。有一种经常发生的情境是，我经历一件倒霉的事情，别人说你可以写个戏啊。我会觉得非常不舒服，因为这不尊重生活，生活不是你的素材。也许日后你终究会写到这些事情，毕竟你写的都是在你生命中留下很强印记的事情，和与之相关的思考，但在经历生活的时候，我不想以编剧的眼光去经历。

契诃夫《海鸥》里妮娜对小说家特里果林说，你文笔那么美，你的生活一定很美。小说家说我的生活太可悲了，别人看到美丽的月亮会享受那个景色，我的脑中则会自动搜索描述月亮的词藻。他的脑子无时无刻不在这样的状态，我不要成为这样的人。我希望生活在当时当刻。写作状态和我正在经历的东西是分开的，等我要写的时候再回头去想一些事情。

我想用一个普通人的眼光去探索世界，而不是一个编剧。因为任何一个普通人在世界上、在生活中都是困惑的，在这个状态里写作你就会很诚实，跟你的人物是平等的。作为作者，有时候会有一种错觉，因为你在每个小说、电影或者话剧里创造世界，这个世界有它自己的一套逻辑，你像这个世界的神一样，可以按着这个逻辑，用所有的情节、细节、台词去指向一个意义，用这个意义解释生活。而任何没有办法指向这个意义的内容，都可以被你修剪掉，不放进那个“世界”里。久而久之，作为一个写作者，你会觉得自己特别有力量，有智慧，觉得自己掌握了世界的规则。其实并没有。当你回到真实世界里，会发现一切依然是个谜。你所呈现的那个规则，是虚构的，在真实生活面前不值一提。我不想忘记这一点，然后制造一些虚假的关于生活的答案。我想如实地反映出我作为个体在这个世界上探索时候的困惑，那些互不相容的杂音、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碰撞给我带来的感受。

记者：承接上个问题的另一个重点：“人”的故事。文学当然是人的文学，当它具体到你的戏剧中时，《我是月亮》中5个人的隐秘故事，《特洛马克》里对《奥德赛》故事的现代性解读，甚至《车祸》《蜂蜇》，都是对人的心理、境遇的呈现。以个体身份讲述“人”的故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朱宜：我们很容易给别人一个标签，将人进行某一个群体的分类，但人和人是非常不一样的，个人的经历也很不同，集体的标签越越鲜明，个体微妙的声音就越难发出来。所以我感兴趣的其实是那些很难描述和表达，但又很强烈的东西。只有当你把目光放在个体身上，你才能够看到那些未曾被加冕过的感受，那些还没有被归类、还没有被家完全承认的东西。你不知道该怎样去表达它，甚至你也不知道表达出来别人是否能理解、感受是否一致，但这正是乐趣所在。

我在和海外两地生活工作，都和社会发生过很比较深切的关系，所以我很难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去看很多事情。对我来说，每一种简单粗暴的答案，其实都忽略了很多真实的人的生活中具体发生的事情。编剧也不是一个给答案的工作，它应该是一个提问题的职业。事实上，如果我对一个东西已经有答案了，我就不想再去写一个戏来说明这个东西了。我想通过写一个戏来探索那些让我感到无能为力的问题，向这个世界吐露我发现的关于它的一些秘密，像把一颗石子投进池塘。

记者：聚焦到作品，《我是月亮》是你硕士毕业时完成的，五个人和身体经验有关的最隐秘的故事，在一次登月中穿插。你自己的解读是，“时间在我们身体上渐渐留下了不同的印记，一切在一起决定了我们变成什么样的人。而每一个印记，其实都来自于我们和这个世界一次一次正面地撞击。当你真正走进一个人的生活，你才会发现这些印迹，你才会真正了解他。而有时候，真正走进一个人生活的过程，比登月还要漫长和艰难。”这剧在多地都有过排演，最近也在上海上演，它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剧中的人物，他们让观众产生一种与自己的对照之感。在你看来，它和当下人连接的那个点在哪里？

真正走进一个人的生活，

像登月一样漫长和艰难！

青年编剧朱宜作品集，

潜入真实鲜活的日常，

捕捉亲密关系中的微小裂隙，

探索难以归类的感受。

我是月亮

丛书名：现场文丛

作者：朱宜

出版年月：2021年10月

朱宜：可能因为它的主题是共通的吧，世界各地的人对身体都有深切的经历。它又是一些非常私密的、细腻的感受，可能人们之前没有一个渠道能够表达，但在这个戏中突然有人将你感觉到的东西确认了，这种不太明确又很强烈的感受被触动到的瞬间会很动人。

《我是月亮》这戏我刚写出来的时候，有人说这哪里是剧本，是小说吧，每个人在台上讲一段故事。但我觉得，它作为一个剧本是否，取决于演出来是否给文本增加一层感受。这个剧本的阅读体验，跟一个人在台上表演出来给你的观看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原因之一是它的私密性。阅读时只有你一个人，是一种私密，在剧场里几百个人一起注视着一个人袒露他最私密的痛苦，这种互动催化了一些新的东西。其实人讲痛苦的事情不是看图说话似的，不是说我讲一些痛苦的事，我现在就痛苦给你看。如果你观察日常中的一个人跟你讲他痛苦的事，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他实时的表现跟他讲述的内容完全不一致。每个演员的表演方式、每个导演解读剧本的方式都不一样，你对剧中故事的感受也会不一样。剧本演出来之后，你看到的不再是情节或者情绪，而是“人”。这个戏从2010年写完，到现在已经有过十几个演出版本。哪怕这个剧本是我写的，我看到每一个版本的制作时都感到出乎意料。戏剧有意思的地方，正在于人和人都很不一样。

■ 《我是月亮》鼓楼西 演出剧照

记者：《特洛马克》是对《奥德赛》故事的另一种解读，视角由奥德修斯的儿子特洛马克展开，还有一个女性视角。这是故事新编式的写法，其中包含着一些文学母题，如寻父、成长、英雄、等待、辜负之类，而编剧的思考正在其中展开。也不难看到，你将故事与现代文化的流行元素拼贴，产生了不一样的效果。事实上，你如何讲述这个故事？你想传达的是什么呢？

朱宜：我觉得从他儿子的视角讲这个故事会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一直对那种在流动中的人感兴趣。特洛马克，在一个孩子和成年人之间，在出发和到达之间，一切都在过程之中，这是一种可以往任何一个方向走、但又孕育着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的、有危险的状态，有一些不安定的难以控制的东西在里面。有一个词叫liminal space（阈限空间），就是指这种状态，它里面包裹着强烈的戏剧性。

《奥德赛》开始时，特洛马克20岁，既无法再当一个孩子，也还没有成长为一个男人。他家里赖着一堆王位的人向他妈求婚，他越来越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的力量，但是他作为王位继承人如果露出锋芒来更危险；他的父亲从他一出生就缺席，但随时可能回家。他怎样在这样一个状态里行动，这非常耐人寻味。其实每个人在成长中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你觉得你已经成年了，你尝到了成人的一点滋味，你觉得你有力量了，但这个力量其实还是很弱小，不足以突破你周围的限制。还有你和父母的关系，你很崇拜他们，但又有很多不理解的事情。在你越长越的过程中，在自己接触社会的过程中，你会揭开很多谜，对父母会更加了解，你会慢慢意识到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也有自己一些无能为力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也会去原谅一些耿耿于怀的事情，和他们和解，然后对他们产生更多的爱或者更多的恨。这个过程我觉得很有意思，也让很多人都能够有共鸣。

我是当代人，今天我们看《奥德赛》这个故事：老公出门上班，20年没回家，中间发生了什么，全凭他绘声绘色吹自己的英勇事迹，都怪女妖不放他走，还怀疑老婆在家有没有出轨。这个故事里的女人和孩子都是失语的。以今天的眼光去看古典英雄叙事，会看到裂痕，撬开这些裂痕会发现里面有很的空间。我小时候在班上是那种会讲怪话的学生，对于一切听上去很像回事但我觉得好像有一点荒诞的东西，我就会忍不住去发表一些评论，《特洛马克》就是我对《奥德赛》这个非常古典的故事讲的怪话。

■ 《特洛马克》南演出剧照

记者：在一个访谈中，你提到一点：“我很喜欢易卜生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戏剧中的人物都是在日常生活和野性世界中徘徊的，一不小心就会‘滑’出正常轨道，受到野外世界的诱惑和召唤，从而处于两个世界之间的过渡状态。”我好奇的是，你的人物是否也有一点这样的特质？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是觉得有一些的。

朱宜：我觉得是有，而且我也迷恋这些人。他之所以会在日常和野性的世界两边徘徊，一不小心就出去，是因为有一个很强烈的东西在召唤他，这样的人他心里是有一些野火在烧的，他不安于一板一眼地走在轨道上，他是有滑出轨道的冲动的。秩序背后的逻辑是世界运转的逻辑，其实我们很难脱离这个秩序，但它是有缺口的，因为秩序都是人造的，是人们达成的共识，有的人发现了它里面松动的地方，就没法再呆在那个轨道上了。这样的人物对我有吸引力。

记者：谈一谈语言。因为海外留学和工作的经历，你的许多原创作品是英文原创的，这或许会影响你的语言风格，“用母语写作的时候你会注意很多措辞。中文非常微妙含蓄，会磨平很多东西。用英文写作没有那么多思维定式，而且词汇量也有限，你会想你自己真的想要表达什么东西。”是否可以说，简洁而准确是你戏剧语言的一种特质？

朱宜：我用中文创作小说和写歌词，但是剧本都是英文创作的。我英文的词汇量每年都在涨，我不觉得当我词汇量很有限的时候可以非常准确的，当然是你的词汇量越你会越精准，但是词汇量有限的时候你会被逼得更坦诚，因为这时候伪装更难。

简洁确实是我追求的语言风格。因为剧本需要的是非常鲜明的东西，它和小说不同，一字之差在读者眼里很清楚，还可以反复玩味，但在观众耳朵里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用英文写剧本会逼着我去寻找一个更加清楚的表达。青春期时我痴迷于遣词造句，还喜欢炫技式地模仿名家文笔让别人猜哪个是正品。但现在我觉得那些花哨的东西不是很重要了，它会分散掉你很多的注意力。形式应该为内容服务。

记者：吕效平老师对你有一个评价，“朱宜的心里，常常是充满诗意的”，你描写人性和人之生存状态的有限性，把这些人的有限性做成诗，并不相信更不去寻求此外道德的或别的什么价值。戏剧中的诗意，听起来很有意味。

朱宜：带着诗意去生活很吓人的，那些分不清生活和诗之间界限的人都让我感到恐惧。我想吕老师说的这个诗意，可能指的是有感受力。我对很多东西都会有很强烈的比较细腻的感受，比方说我去买超市买牛奶，我就会选那些保质期比较短的，因为我知道家肯定都会挑保质期更长的买，这些短的会越来越没有人买，最后被扔掉，很可怜，我想到生产它们的那些过程，食物被浪费掉就很难过，所以我就会去买它们（当然我还没有疯狂到买过期奶）。老师说的心里有诗意，指的可能是这些心思。我感受到的这些东西我又可以找到一个载体表达出来，这个载体比直接表达更能让人共情。比如我买牛奶时候操的心，后来写成了《我是月亮》里安吉拉对着烂苹果想到自己的人生。细腻的感受被表达出来并在他人心里产生的共鸣，我想可能就是“诗意”。

其实很多人是有诗意的，比如你有时候会看到家里的一个亲戚，一个你觉得是庸庸碌碌的粗人，有一天她突然在朋友圈发了一段像诗一样的话（通常是给旅游照片的配文），尽管文笔比较粗糙，但让你发现原来她还有这样一面。她能体会到的感动并不比你作为写作者能体会到的少，只不过她还在寻找表达的频道，一个可以抵达更多人的频道，这样小小的发表对她来说是羞涩而郑重的。

我常常觉得，人的丰富性会跳脱出我们的认知之外，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永远是个谜，它会一直出现我无法把握的事情，它的复杂性让我永远敬畏。

记者：何晶

配图：摄图网、出版书影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文学报

标签：朱宜 编剧 我是月亮 作家 写作 特洛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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