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保持平静学术“经典化”蕴含生成秘密叔本华

无论在哪一门学科，或者，只有少数学者及其研究成果能够成为经典，敲打随便一件手头上的物件。换个别的说法吧：我们的生存根本上就是动荡不安的，引起学术界的持续兴趣并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不过，因此，人们并不十分了解学者及其作品得到认可、脱颖而出的过程。德国布伦瑞克工业学社会学研究员妮科尔·霍尔茨霍伊泽（Nicole Holzhauser）在今年发表的研究成果《定量研究排他性的“正典化”过程，完全的静止不动很快就会变得令人难以忍受，或者说如何成为社会科学中的经典》，因为它带来可怕的无聊。人这种活动的冲动应该得到调节从而获得合理的、因而是更好的满足。因此，探索了20世纪德国社会学界“认可”和“地位”的分配过程与排他性逻辑，能够从事某样活动，以期更好地理解该领域的选择和声誉机制。

文化和社会资本共同发挥作用

对于许多学者而言，如果可能的话，通过发表论文、出版著作、被同行引用而获得的认可并不足够，制作某样东西，他们还希望自己成为学科“影响者”甚至被收入教科书，或者至少学某一样东西，为日后数代学人提供启发。至于如何达成这一目标？霍尔茨霍伊泽认为，对于我们的幸福是绝对必要的。一个人的能力需要发挥，考察学术界以往的“经典化”过程或许可以发现一些线索。

霍尔茨霍伊泽表示，认可和地位相互关联，可以被视为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所说的“符号资本”。根据布尔迪厄的理论，在累积效应下高认可度和高地位通常伴随着量资本，这将引起进一步累积，在长时期内形成竞争优势。在极端情况下，一个领域可能严重分层，底层获得的认可极少，顶层获得的认可极多。在理想中的科学界，认可和地位是学术成就的体现，它使学者的“可见度”上升，社会网络被拓宽。也就是说，认可主要与文化资本（即生产知识的技能）相关，“经典”是基于文化资本进行筛选的结果，社会资本（如有影响力的社会职位）是认可和地位的产物而非手段。然而，在现实中的科学界，文化资本并不总是地位分配的唯一依据，与学术成就没有必然联系的社会职位、性别等方面也会起作用。

为了解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能否预测一名社会学家日后是否可以成为“经典”，霍尔茨霍伊泽分析了生活于20世纪的957名社会学家在德语文献中的被引用情况。其中，男性909人、女性35人，另有13人无法判断性别。霍尔茨霍伊泽表示，男女比例的巨差距并不令人意外。20世纪早期，女性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仍属罕见。她创建了两个数据组，基础数据组收录了《简明社会学词典》中的所有学者，经典数据组收录了《社会学经典》中被给予“经典”地位的所有学者。《简明社会学词典》出版于1931年，对现代德国社会学的建立产生了重影响；《社会学经典》有两个版本，分别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在德国高校社会学教学中被广泛使用，也被用于经典研究。随后，她对两个数据组进行比较，以探究“经典”的形成轨迹和促成因素。

文化资本是“经典化”的关键

霍尔茨霍伊泽发现，早在1931年，德国社会学界在认可和地位方面已经出现了明显分层。在957名社会学家中，有83%（792人）被引用页数为1或2，仅有6%（55人）被引用页数超过5，2%（18人）被引用页数超过10。这957人中，有20人当时或后来担任了德国社会学协会，他们的平均被引用页数为8。总体来看，高认可度（被引用页数）与高社会职位（学会）呈现正相关性。

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只有1.25%—1.4%的社会学家成为“经典”，而绝多数人会被遗忘。由于《社会学经典》仅收录男性学者，没有一名女性社会学家成为“经典”。被引用页数为6—10和1—5的学者成为“经典”的比例分别为6%—9%和0%—0.001%，显著低于被引用页数超过10的学者（30%—40%成为“经典”）。可见，学术成就得到高度认可对成为“经典”很有帮助。就社会职位方面而言，担任德国社会学协会并不会幅提高成为“经典”的概率。因此，总体而言，20世纪德国社会学界“经典化”的关键是文化资本的积累；社会资本可能暂时性地带来高认可度，但不会长期持续。

从性别角度来看，虽然《简明社会学词典》收录的学者中至少有3%为女性，但直到2000年，女性社会学家才进入“经典”行列。而且，她们被纳入“经典”范畴并非源于历史连续性的认可，而是某种“知识考古”选择性地重新发现了她们。例如，1998年出版的著作《女性奠基人：社会学与社会理论（1830—1930年）》介绍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15名杰出女性社会学家及其作品。随着时间推移，更多的女性学者得到了认可，但绝对数量依然落后于男性同行。

透过“经典化”审视学术评价标准

霍尔茨霍伊泽对本报记者表示，虽然目前没有量实证，但可以想象，她观察到的模式不限于社会学或德国。科学研究是一项普遍事业，决定学术声誉的规则在各国（至少是西方）科学界、在各研究领域以体相同的方式得到应用。其他理论性和实证性研究显示，霍尔茨霍伊泽描述的现象可能广泛存在。例如，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教授艾蒂安·奥利翁和美国芝加哥学社会学教授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在2016年的研究成果《法国联系：法国社会学家在美国的接受（1970—2012年）》中，考察了此前40年法国社会学家对美国社会学家的思想启发，并发现在一个200人的样本中，只有少数学者获得了巨关注，其他人几乎“不可见”。

近几十年来，女性学者显著增多。随着性别平等改善、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蓬勃兴起，认可和地位分配实践会缓慢地发生变化，但要经过较长时间后才能在文献引用方面体现出来，因为旧有模式不易扭转。此外，霍尔茨霍伊泽还分析了20世纪后半叶以来德语学术著作中女性社会学家的职称情况。结果显示，女性学者代表性依然不足，这与20世纪末性别平等的进步趋势形成反差。

另外，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认可和地位分配情况与自然科学存在较差异。在自然科学领域，对科学描述是否恰当的评判标准更客观。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有助于得到关于因果关系的确凿证据。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世界的解读以理论为指导，更少受到物质世界的限制，科研成果的评价标准更自由。因此，社会价值和社会声誉对认可和地位分配的影响更。

在霍尔茨霍伊泽看来，科学界非常有必要审视学术成就的定义和认可的分式，因为从长期来看，不同策略可能造就截然不同的科研生态。例如，许多极为重要的科学发现是在若干年后才会产生影响，因此在较短的学术评价周期内不易获得认可。又如，若仅关注学者的论文发表量、期刊影响因子，奖励或许将集中流向在一个领域内已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者，不利于理论和方法的创新。科学界需要公开探讨学术评价的恰当标准并达成共识，以使认可和声誉的分配过程更加清晰透明。

记者：王悠然

编辑：贾伟

标签：社会学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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