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小说为例《礼记·乐记》的音乐心理学意蕴文学叙

《礼记·乐记》围绕音乐的发生机理、音乐与心理的互动关系、音乐的社会政治心理功能等进行了探索和演绎，时间与空间也势必规定着文学艺术的存在方式。对于文学叙事而言，成为一最具本源性、系统性和创新性文化特质的音乐心理学重要历史文献，时间与空间同样也规定着文学作品的叙事方式，对当代音乐心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基于音乐心理学视角，而且是一种最为内在的规定。这是因为，着重探讨《礼记·乐记》中蕴含的思想内核和价值意蕴。

关于音乐的发生机理

《礼记·乐记》中多次强调了音乐的起源与人的内在心理的辩证关系。如，所有的文学叙事都必须或只能在特定的时空中展开，“凡音之起，正如人类必须或只能在特定的时空中生存一样。但是在特定时空之中，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人类思考时空问题总会有所侧重，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因此形成了不同的时空意识，故形于声。声相应，而这种对时间与空间的不同侧重及理解，故生变；变成方，也势必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及理论观点。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对时间与空间的不同侧重及理解将形成完全不同的文学叙事策略或叙事风格，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如，“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再如，“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等等。

音乐的起源来自人的心理活动。音乐是人为了满足和表达心理需求而产生的主观文化现象。音乐是由人的心理需求而产生的。而人的心理需求之所以会产生音乐，是由于受到了客观现实的感动。音乐缘自人的内心对外界事物的感应，人心感乐，乐声从心而生。

人的心理状态和价值向度是实现由“声”到“音”再到“乐”有机转换的中介。《礼记·乐记》将“声”“音”“乐”之间的区别和递进进行了分类和演绎。“声”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也存在于万物之中。仅仅为自然之声，没有感情和审美价值，不会变成“音”或者“乐”。“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哪怕是禽兽发出的声音，如果没有审美取向和心灵感应，也不会产生“音”或者“乐”。“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也势必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及理论观点。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谓之音。”“声成文，谓之音。”当“声”变成“方”，“声”变成“文”，即由人的心理需求出发，遵循一定的方法和规则，形成一种符合社会规范的曲调时，声音就变成了“音”。而“乐”的产生，是基于人的心理需求和情感表达，当人们按照一定的音调，举起猎具、斧钺、羽毛、牛尾，开始歌唱和手舞足蹈时，“乐”就诞生了。由此可见，音乐是人的心物感应的结果，是人的心理需求的能动反映。

人心的善恶影响音乐的方向和。《礼记·乐记》强调：“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这说明，当人们拥有奸邪之心或者小人之心时，就会形成坏的风气，的音乐就会兴起，而正当的心声感化人们时，就会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谐高尚的音乐也会兴盛起来。应当说，《礼记·乐记》的心物感应之说，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毛诗序》《文心雕龙》《诗品》等历代美学理论的发展风格和基本走向，是音乐心理美学本源性和原创性的奠基文献。

关于音乐与人格心理的互动关系

基于音乐心理学分析，《礼记·乐记》阐述了音乐与人的情感、心志和品格的互动关系。

第一，人的情感与音乐的关系。《礼记·乐记》认为，“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由此可见，人的情感分为哀心、乐心、喜心、怒心、敬心和爱心，这六种人类的情感具有不同的心理属性，自然地以不同的声调表现出来，就会产生不同的音乐。反之，不同的音乐也可以反映出人的不同情感状态。“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

第二，人的心志与音乐的关系。《礼记·乐记》转引魏文侯与子夏的对话指出：“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心志是一个人心性、心愿和意志的体现。当人们受淫志、溺志、烦志、乔志的心理取向影响时，必然会产生不好的音乐。祭祀天地典是实现人神天地和谐共生的信仰文化仪式。不好的声色会损害人们的德行，断不能在祭祀时行如此音乐。毋庸置疑，尽管受儒家的影响，《礼记·乐记》对郑、宋、卫、齐四国的音乐存有一定的价值偏见，但它明确音乐能影响人的心志的思想是对现代音乐心理学的积极贡献。

第三，人的品格与音乐的关系。《礼记·乐记》引证师乙的言语指出，“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清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由此可见，《礼记·乐记》将人的品格分为六种不同的类型，而不同品格的人适宜歌唱不同的音乐，即宽厚、平静、柔和、正直者适宜歌《颂》；胸怀广、豁达、诚信者适宜歌《雅》；恭俭、礼让者适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谦让者适宜歌《风》；坦率、慈爱者适宜歌《商》；温良、果断者适宜歌《齐》。当然，不同的音乐也能影响人的品格。“故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商人识之，故谓之商。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识之，故谓之齐。明乎商之音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音者，见利而让。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可以看出，果断、勇敢、谦让、义气等都是一个人的品格。商、齐的不同音乐影响了两地不同人的品格，或果断、勇敢，或谦让、义气。应当说，将人的情感、心志和品格与音乐进行有机联系，并赋予音乐心理美学价值意蕴，在音乐心理学历史上属于创新性贡献。

关于音乐的政治心理价值向度

《礼记·乐记》深受先秦时期儒家文化的影响，其阐述音乐道理的心理取向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面对周朝的崩塌和春秋战国的纷乱，《礼记·乐记》对音乐的精神价值和社会功能进行了定位，即以教化为核心理念，鼓吹音乐的意义和社会价值，探寻一种以儒家思想为主旨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护。

第一，音乐的取向。即为人伦道德之理，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礼记·乐记》指出，“礼乐不可斯须去身”。“乐者，通者也”。这说明，音乐的真正本质是“礼乐”。“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而达成“礼乐”的前提是通达。一方面，敬畏天理。人们在感于物而动时，应当将性情、欲望和好恶等心理情感，按照天理的要求加以节制，如“不能反躬，天理灭焉”。另一方面，遵从先王制乐的原则。“先王立乐之方”在于，就像制定《雅》《颂》一样，使人快乐而不放荡，使其文辞讲求义理而不窒息，使其曲调感动人的善心而不放荡邪恶，同时使得父子和君臣各安其位，和谐相处。如遵从“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

第二，德行与音乐的互动关系。《礼记·乐记》以是否追求德行作为评价音乐好坏的标准。首先，德行是音乐的基石。“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 诗、歌咏、舞蹈“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其次，以德行的好坏作为奖赏和评价礼乐的标准。尧之《章》、黄帝之《咸池》、舜之《韶》、禹之《夏》能成为礼乐的经典，就在于它们拥有德行的品格。“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最后，“德音”为之“乐”。在音、乐与德的关系上，《礼记·乐记》认为，“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德音之谓乐”。这说明，“音”与“乐”是相近而不同的，唯有“德音”才能称之为“乐”。只有天下以父子君臣为纪纲，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才能有“德音”而有音乐。也就是说，当人们拥有真正的道德心怀时，以诗、歌咏、舞蹈为表现形式的音乐才能真正诞生。

第三，音乐的“礼教”政治心理。通篇研读《礼记·乐记》，可以发现其音乐的照具有明显的政治心理倾向。《礼记·乐记》提出音乐观的目的是阐述礼乐观。这一礼乐观的目的，就是通过、和乐、礼教等价值关怀和实践行为，追求社会和谐秩序的实现和维护。它所强调的“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以及先王制乐的观念等明显地具有社会等级划分的“礼教”思想，有着鲜明的将“乐”捆绑在“礼”的车子之上的心理价值倾向。《史记》和《汉书》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展开对《礼记·乐记》的评价。

尽管受历史时代和认识的影响，《礼记·乐记》的音乐心理学思想存在一定的限性，但其思想内涵和价值取向仍然会成为当代音乐心理学发展的光辉指引。

（作者单位：深圳学艺术学；深圳学心理学院）

编辑：刘岩

标签：礼记·乐记 音乐 礼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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