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生一席谈唐氏随园私塾学术撷

在老毕节城的历史上，以及《文学与美国的学》《怀疑主义与动物信仰》《讽刺的解剖》等译著。十年前我曾撰文探讨何为比较文学[1]，有一所办学时间最长、教育声望很高的私塾——“唐氏随园私塾”。水东门“唐家龙门”祖孙五代接力办学，今天我想继续这个话题和青年研究生谈谈如何进入和开展比较文学，是实至名归的教育世家，也就是研究比较文学的方法、路径和要求。俗话说“法无定法”，不仅为毕节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人才，比较文学也不例外，而且以书香门第的良好家风泽被后世。

老毕节城的城墙，甚至更加强调这一点——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的、跨越的、永远不定型而始终在生长的学科。不过作为一个学科（an established discipline），从明朝初年就开始修建。建好武安门、镇南门、西定门、拱北门四座城门后，比较文学也确有“一定之法”或基本的游戏规则。我把它们归纳为语言、文本、问题和方法四项，又在东南面增修了一道应急的城门——通津门。有一条青石板的街道，并做简要说明如下。Newcomers, Nikolay Bogdanov-Belsky首先是语言。语言是一切研究的基础。如果说“语言是存在之家”，从通津门一直延伸到“十字街”路口。人站在远处，那么一名比较文学学者应该至少有两个“家”：一个“家”是他的母语，就可以看到一幢低矮的瓦木结构四合院，对学者来说就是中文-汉语；另一个“家”则是作为他研究工具和对象的外语。毫不夸张地说，坐西朝东，外语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生命线。这并不意味着母语不重要——恰恰相反，中间有一个约100平方米的天井……这就是当年在毕节城因“随园私塾”而闻名遐迩的“唐家龙门”。“唐氏随园私塾”“补读先人未竟书”，这是“随园私塾”创始人唐志昇留传后世的两枚篆文图章。

▲1992年拍摄的毕节七道坎龙门群，位于今七星关区联通道处，已拆除。（聂宗荣　摄）

祖孙五代接力办学

“随园私塾”的创建人唐志昇，出生于乾隆五十年（1785），祖籍湖北麻城铁门岗乡茶棚村唐郁上湾。据唐志昇所遗该支系《唐氏家谱》记载，他初到毕节时以经商为生，曾在横街“陕西庙”对面开过绸缎铺。嘉庆十二年（1807），已过而立之年的唐志昇，在通津门与“十字街”交汇处“水东门”的延寿庵旁，修建“唐家龙门”并锐意兴学，得到街坊邻里的支持。据传，“唐氏随园私塾”就是用意欲送子就读的家长们捐赠的木料兴建起来的。

唐志昇是一个可以称之为儒商的文化人。在“唐家龙门”里，他亲笔撰写了六七百字的家谱序言，谓“吾家祖籍湖北麻城唐郁上湾乌龙潭”，“吾家字辈于‘志’‘世’之后为：‘国正天心顺，家和福自长。清明徵德泽，忠孝庆荣光。’其儿孙志之！”唐志昇肯定接受过比较严格的传统教育。他编写的20字字辈，律依平仄、韵入平水、声律和谐，是一首朗朗上口的五言绝句，而“国正”“家和”“清明”“德泽”“忠孝”“荣光”这些词语，因果关系自然、逻辑思维严密，蕴含着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丰富而深邃的思想道德内容。唐志昇珍藏有“清初诗文家”之一袁枚的《小仓山房诗集》和《随园诗话》，应该是因为景仰33岁即挂冠隐退的袁枚其诗其人，才将自己创办的私塾命名为“唐氏随园私塾”——唐氏第六代子孙唐心逸写于2013年的《寻根》一书中，就有《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一残卷和“唐氏随园私塾”印章的彩图。

唐志昇逝世后，安葬在今毕节二中后面嵩山上“文峰塔”旁，后来因修建毕节二中而迁葬。其子唐世斌、孙唐国淇、曾孙唐正镛、玄孙唐天珏四代为师，连续办学150年。“随园私塾”从无到有、从小到，其成功秘诀有二：一是便民利民，自始至终坚持勤俭办学方针，把学生的书本费和学费降到最低限度，甚至减免一分特困生的求学费用；二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用优秀的先生教出更优秀的学生——塾师们除外出学外，还利用家里的量藏书勤奋自修，教学技巧娴熟，业务水平精湛。通过“补读先人未竟书”，达到“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境界。

“唐家龙门”祖孙五代塾师吃俭用，不断地购进书籍。到解放初期，“随园私塾”藏书楼的藏书已近万卷。据唐氏后人回忆，藏书楼里不仅有《昭明文选》《资治通鉴》《全五代诗》《绝妙好词笺》《升庵（杨慎）诗话》《康熙字典》等珍贵的古籍善本，还有明刻本《文苑英华》（古代诗文总集，860卷）这样琳琅满目的型宝典，医学、碑帖方面的书籍和资料也不胜枚举。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塾师们利用课余休息时间，刻苦攻读经典名著，不断改进教育教学方法。耳濡目染，得益于塾师们的言传身教，“随园私塾”的不少学生都像唐家的孩子们一样，从小就养成了“多读书、读好书”的好惯。

俗话说“字是挡门锤”，“随园私塾”的祖孙五代塾师，多能写一手好楷书。据1963年最后一次见到《唐氏家谱》及序言的唐心逸回忆，入毕始祖唐志昇的毛笔字，横平竖直，方方正正，整整齐齐，明显受过科举考试答题标准字体“馆阁体”（又称“台阁体”）的影响。稍遗憾的是，“随园私塾”第二代塾师唐世斌不幸英年早逝，没有留下任何手迹。上世纪90年代毕节城扩建松山路时，群众曾在“猫猫城”的水沟中发现一块石碑刻（现存放在天河公园内），上面写着“延寿庵”800余字碑文，20余行，每行40字，颜楷字，法度谨严，无一败笔，字距、行距、格式布既整饬又舒朗，洵为佳作杰构。撰文者为毕节县预备训导（准教育长）刘然青，书丹者为“随园私塾”第三代塾师、邑廪生（优等秀才，由当地按月发给生活补贴）唐景宣（唐国淇表字景宣）。《寻根》一书中，不仅有唐国淇同治十年（1871）楷书“延寿庵”碑文拓片照片，还有其光绪十一年（1885）论伯夷叔齐文章手迹两页，楷书学颜真卿、柳公权“颜筋柳骨”却已不露痕迹，令人赏心悦目。该书中还有落款“表兄刘然青顿首”的两页手札。从信札的字迹看，刘然青的行草，娴熟流美，自是不俗，却要把为“延寿庵”碑文“书丹”之事交付邑廪生唐景宣，一方面出于对唐国淇的推重，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唐国淇在同治年间毕节书坛上的地位。上世纪40年代，唐天珏曾到灵峰古刹专门拓印祖父唐国淇书丹的碑文；上世纪80年代，毕节县在今公园内举办型历史文化展览，其中出现过唐景宣书丹的碑刻影像。在灵峰寺的残碑断碣中，唐家后人也曾看到过唐景宣书丹的其他碑刻。在他们手中，至今还保存着“唐氏随园私塾”“补读先人未竟书”“唐景宣”“杏花春雨”“子詹氏”5枚古篆图章。

唐国淇之子唐正镛，表字仪臣，人称“仪臣先生”，也是清末毕节的著名秀才。他常常戴着金耳环，喜欢喝烫热的酒，毕节城内体面人家要办红白喜事，都以请他到场主持仪式为荣。他与爱子唐天珏同在“随园私塾”任教：同一院子内，父子二人各授所学——父亲为孔孟饱学之士，教古书；儿子毕业于新式师范学堂，有意在教学中渗入新学内容。父子二人，一个在上学堂，一个在下学堂，学子成群，书声琅琅；课间休息时间，学生们就在天井里做各种游戏……这应该是唐氏随园私塾的鼎盛时期。

“随园私塾”最后一代塾师唐天珏，表字连璧，生于光绪十九年（1893），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贵阳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唐心逸亲眼见过父亲毕业时的《同学录》，还有当时贵阳国立高等师范学校颁发的作文竞赛奖状——唐天珏论毕节水患的文章获得二等奖。唐天珏那一届师范毕业生，绝分都被分配到公立学校，仅有两人冠以“私塾教授”头衔，而唐天珏就是其中之一。他虽然读新式学堂，却对古典诗词情有独钟，现存其《诗话杂抄》和内收词作范例60余首的《词谱选抄》各一本，均用工整楷书抄写。

唐天珏从贵阳回到毕节后，曾有一位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亲戚推荐他到一个府去当秘书。他婉言谢绝，一门心思子承父业，办好私塾教书育人。上世纪40年代，他除了在“随园私塾”授课外，还利用假期在倒天河畔的一个辅助学堂里为十几个成年人办“古文补班”，为毕节社会发展培育文化人。毕节解放初期，年近花甲的唐天珏打破陈规陋，耳朵挂着辣椒，手中摇着扇子，同邻居们一起上街扭秧歌参加庆祝活动。上世纪50年代初，唐天珏便开始学毛著作，并亲笔抄写自己感触很深的文章。《寻根》一书中，便有《矛盾论》《实践论》《战争的问题》等著作的影印件。解放后，他不仅把“随园私塾”延续8年之久，还毅然承担交给的扫盲任务。夜晚，在“随园私塾”里，唐天珏组织一街第十一组的居民，学时事，要签到、要点名，十分认真。为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唐天珏还为私塾新招的学童编写了启蒙教材《新三字经》和《动物三字经》，那里面的“好娃娃，在家庭。帮人，做事情”“鸵鸟高，颈子长。足善走，比马强”等句子，朗朗上口，至今还有老人记得。笔者翻阅《寻根》，很高兴看到他的毛笔字楷书《新三字经》分内容：“……莫乱扔，莫损坏。在野外，爱庄稼。手莫折，足莫踏。好娃娃，讲卫生。手和脸，洗干净。穿衣裳，要洗换。又卫生，又好看。”“别人物，丢地下。拾起来，给了他。借东西，快快用。用过了，就归还。使用时，爱护他。损坏了，赔人家。公家物，要心爱……”字写得相当规范、认真，却有一股子精气神，所写内容接地气——针对日常生活提出建议，读起来朗朗上口，有的即便用于当下的小学教育，也并不过时。1957年，唐天珏65岁仙逝，有家长送挽联曰：“七旬老先生魂归天外；一群小学生泪洒校中。”

唐家亲戚、武汉学矿业系毕业、留学美国获冶金博士学位、1951年与苏步青、华罗庚、钱伟长一起成为教育聘4名博士研究生导师之一的刘叔仪（原名刘世通），是“刘家花园”（位于今毕节六小校园内）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归国办学的晚清秀才刘超凡的三儿子。他在“随园私塾”里完成了从启蒙教育到“四书”“五经”的学业后，才转入公立学校就读。上世纪70年代初，科技学二级教授刘叔仪从北京中关村回毕节探亲，还特意到“唐家龙门”寻访“随园私塾”旧迹，感恩当年唐正镛、唐天珏父子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启蒙教育。

▲唐天钰（摄于1956年，资料图片）

良好家风泽被后世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唐家龙门“随园私塾”教书育人的事业，虽然随着唐天珏老人的离世而画上了句号，但书香门第家教家风世代相传，家族子弟除入公办学校就读外，还在自家的私塾里“加餐”，从而人才辈出——

唐天珏五女唐心学，1947年以优异成绩从毕节师范学校毕业，先后在毕节二小、中正小学（毕节四小前身）任教。上世纪50年代，教育界学苏联经验，推广实行五级计分制，毕节文教组织全地区教师听唐心学上观摩课、示范课。1953年，《贵州日报》发表了毕节四小校长高言玖（后来成为朱昌中学历史上最著名的校长、支）的文章《模范教师唐心学》，表彰其先进事迹。1955年，唐心学因教学成绩突出，被调到毕节县（今七星关区）教育任副长，历任五届贵州政协。上世纪60年代初，由毕节地委第一陈健吾亲自“点将”，唐心学从县教育调毕节一小任校长。上世纪70年代初，唐心学调任毕节二中校长；刘叔仪因为敬重、信任唐心学，将一儿一女送毕节二中就读，后来这一儿一女都成为国内外公认的科研专家、学者。从1947年到1985年，唐心学献身教育近40年，终身未婚。1995年，唐心学不幸逝世，来吊唁的学生、家长、昔日同事和领导，无不悲痛叹息。

唐天珏长子唐心逸，5岁即在“随园私塾”就读。他与同学们一起读《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对子》《小儿韵语》《老学究语》《幼学》等，约8岁时就完成了从启蒙教育到《论语》《孟子》《学》《中庸》的学业，开始了“五经”中的《礼记》《诗经》的学。1949年后，他一边读公办学校，一边在自己家的私塾里读《诗经》。“从小就要多读书，就像牛吃草一样，白天也许没有味道，但将来就会像牛晚上‘反刍’那样，味道就出来了。”父亲关于读书要“反刍”的谆谆教诲，影响了儿子的一生。从小学到初中，他读完了名著和《东周列国志》等书籍，对《红楼梦》中的诗词十分喜爱并全背了下来，至今80岁了多还能背诵。青少年时代，唐心逸经常到自己家的藏书楼上翻阅量古籍善本和书法碑帖等，对诗词写作和书法创作产生了浓厚兴趣。

1962年，21岁的唐心逸进入毕节地区财经干学校学，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并于1964年到贵州财经干学校师资班进修。1981年，凭着坚实的财会专业基础，唐心逸获得会计师职称。1983年，唐心逸任毕节地区商业副长时，在商业系统积极筹办毕节首个电视学财会班和经济班，培养了不少商业人才。1987年，唐心逸调毕节地区审计后任长、组，被聘为毕节电计专业班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并参与主持全地区各电计班论文答辩，曾任“毕节地区会计中级职称评审”副，被有关门聘为“财政学术研讨会评委”和“地区司法会计专家鉴定”成员。上个世纪80年代，唐心逸担任地区诗词学会理事、《乌蒙诗刊》编委，不少作品参加全国性诗词赛，于2013年精选128首佳作刊印成《天河诗笺》，《专家名人辞典》（当代卷）对其诗词作品评价颇高。

唐天珏十女唐心义，1957年从毕节一中高中毕业，先后在毕节一小、三小、县师任教，以后调五小、七小任校长，1983年曾作为代表出席贵州代会，1984年调毕节县教育任人事股副股长，直到1992年光荣退休，今年已86岁。据老人回忆，解放后，家里的几个兄弟姐妹都像唐心逸那样，既进公办学校，又进“随园私塾”。老父亲在世时，常常要给儿女们布置作业——背书，当天布置当天检查，直到过关才许睡觉。得益于经过训练的超常记忆力和悟性，唐心义无论在什么单位都能出色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工作上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和亲和力，无论干什么事情都举重若轻、从容不迫、游刃有余，人缘极好，曾多次获评为“优秀员”等。退休后，被儿女们笑称为“祖老妈”的唐心义，同比她6岁、毕节市科协离休干“祖老伯”祖寿仁相敬如宾，时不时地还要访贫问苦，给读不起学的特困生和社会福利机构捐款，做了好事不留名。

唐天珏十一女唐心智，也曾在一街民校任教多年，并负责学校的管理工作。

“随园私塾”唐家的后裔，有不少同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据不完全统计，“唐家龙门”的第七代子孙在不同地区不同岗位从事与教育有关的工作的，有不下20人。两百多年来，从清朝到民国到新，“唐家龙门”祖孙六七代人，子承父业，传薪递火，言传身教，从不间断，艰苦奋斗，与时俱进，利国利民，为毕节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作者系毕节二中教师、资深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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