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中的同情唐朝是怎样的？大气豪爽的中土人与浪漫风流的西域人何怀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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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仁之端也。——孟子见孺子入井，池田作与汤因比谈起华夏文明，自然知恻隐，忽发奇想，此便是良知，问这位英国历史学家：阁下如此倾情古老的神州地，不假外求。——王阳明同情，假如给你一次机会，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从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亚当·斯密、卫·休谟，你愿意生活在这五千年漫长历史中的哪个朝代?汤因比略略思索了一下，到当代的哲学家如努斯鲍姆，回答说：要是出现这种可能性的话，都赋予了这一情感以极为重要的地位。同情也是一个极具时代性的话题，也许会选择唐代。

“那么，纵观近些年国内外发生的众多公共事件，必定是长安了。”

中世纪的长安，它始终都是贯穿其中的暗线。在西方，比现在的西安，用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的话来说，得多多，是当时顶尖级的都市。

“不”，他说：“很可能在丝绸之路上的某个绿洲定居下来，那里更适宜我进行历史的思考。”

连接欧亚两的广袤地区，虽然，由汉至唐数百年间，中原与边外，以及边外各族之间，断不了沙场厮杀，兵戎相见;不过，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对于环境的危害，远不如工业化三废的污染所造成的后果那么严重。所以，仗打完以后，地照样绿，天照样蓝，空气照样清新。

中古时期的西域，森林的蓄积，植被的完整，水土的保持，雪山的化融，河川湖泊的蒸发和补给，都还处于正常状态之中，因此，空气湿润，温度均衡，水草充沛，牛羊肥美。可想而知，这的游牧，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食牛羊肉，饮葡萄酒，骑汗血马，跳胡旋舞，是多么的优哉游哉了。一个个体躯壮健，精力饱满，自不必说，性腺发达，强烈，也是不以为奇的事。加之没有汉那种封建礼教的束缚，自由自在，敢爱敢恨。当时，恐怕连整个气层，都洋溢着荷尔蒙的味道。

所以，鲁迅先生1934年写给一位日本朋友的信中，不无遗憾地说到：“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特地到长安去了一次。到那里一看，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连天空都不像是唐朝的天空。”因此，绝不能以今本贫瘠的西状况，来想象唐代的西域。汤因比先生不傻，选择唐代丝绸之路住下来，的确是个怪不错的主意。

应该说，介于欧亚之间的西域，是个出的地区，至今犹是。我曾做客于斯林的故乡高加索，颇讶异于那里的女孩子着实漂亮。可能欧亚人种的差异，所形成的杂交优势，使得这个地区的女性，无一不出落得格外诱人。由此推想唐代那些发黑如漆，肤白如雪，胸满欲溢，像熟透了的苹果似的健妇;那些情窦初开，亭亭玉立，身材窈窕，热情奔放得不可抑制的少女，该是如何令男人们内分泌贲张，荷尔蒙乱窜了。

不过，这与汤因比先生无碍，如果实现他的理想，落户丝绸之路的某城某镇，碰上几位钟情的西域女子，擅不擅长个人化写作，敢不敢私语至脐下三寸，无关紧要，他憧憬的是唐代那豪迈慷慨，自由散淡，放任不羁，挥洒自如的浪漫生活。试想一下，将镜头对准汤因比先生，日出，雪山朝阳，仰天啸歌;清晨，葡萄架下，慢步行吟;正午，席地而坐，林间小酌;餐后，毡房微睡，一枕黄粱;傍晚，弦索弹拨，翩翩起舞;入夜，拥抱，耳鬓厮磨。这种惬意的生活，可比他在伦敦皇家国际关系协会的办公室枯坐，要有趣有味得多。

唐代的中土人，气，豪爽;唐代的西域人，浪漫，风流，那真是历史上极辉煌的日子。丝路畅通之际，漠途中，凡有泉水的地方，都是商队羁旅的所在;雪山脚下，凡挂酒旗的村舍，都会有驼铃清脆的音响。于是，弦歌嘈杂，觥筹交错;灯红酒绿，舄履杂沓;青衫薄衿，难掩春光;玉体横陈，魂飞魄荡。这一切的欢乐，一方面是那亮闪闪的波斯金币在起作用，另一方面，也是那时充满开拓精神和冒险意识的旅人们，一种敢于挥霍生命的豪气。

人，需要这份豪气;，同样也需要这份豪气。

汉、唐就以这份豪气，做出了“当惊世界殊”的事业，格。嗣后的王朝，休想再有这等作为，手笔了。宋以后的程朱理学，明以后的科举以八股文取士，桎梏了人们的思想，从此，人不但失去了汉的气，唐的生气，而且多了些要不得的犬儒气，迂腐气，伪君子气，酸得倒牙的假才子气，尤其是那种半男半女或不男不女的阉寺气，全非鲁迅先生打算写《杨贵妃传》时，所指望的那种洋溢着生命力的天空了。

我想，汤因比先生憧憬的，正是唐代丝绸之路上，那些追赶着夕阳，往西方行进，沐浴着晨光，方而来，所有跋涉在雪山、咸湖、芨芨草、砂碛间的勇敢者的这种豪气。

那是用脚一步步量出来的悲壮行旅，茫茫漠中的行人影，千里戈壁里的蹀躞脚印，该留下多少乡关何处的惆怅，故土家园的相思啊!寂寞的驼铃，孤独的行者，陪伴着的只有那长长的影子，和渺茫的前程。谁知明天的途中，会不会满天尘暴，难逃干渴的困境，而于无望中无声无息地倒毙?会不会风沙裹胁，永远也到不了下一个驿站，成为一具无名干尸?然而，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会不停地往沙漠深处走去，绝不会回头。

天高云白，万里沙尘，长河落日，羌笛声声，看着地平线渐渐淡逝的余晖，在寥廓苍茫中，会不令这位历史学家，对汉唐帝国这种拓展丝绸之路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自信，更多一些敬意吗?

我想，如果汤因比先生选择公元七世纪，来到天可汗统治下的西域，他是绝不会后悔的。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平东突厥，在蒙古高原设置行政机构。九年(635)败西的吐谷浑。十四年(640)灭高昌，打通西域门户。公元七世纪，丝绸之路重现汉代的辉煌。以长安为始发站，出玉门，过敦煌，经焉耆、龟兹、碎叶，可以到食(阿拉伯帝国)，天竺(南亚次)，和更远的拂菻(拜占庭)。一直到八世纪，丝绸之路曾经是一条充满生气的，联结东西方的纽带。

从我们多少读过的唐人诗句，也可看出中外交融的场景。如岑参《送颜真卿使赴河陇》：“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如元稹《法曲》：“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那时的长安，说是一个国际都市，不为过分。看来，居住在长安的胡人，不比现在北京城里的外国人少。胡人一多，自然胡妹也就不能少了，唐代首都的平康里，难免就有一些妖艳的西域妹。李白诗《少年行》之二：“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颇足以说明行业的发达。

唐人小说《李娃传》中的那位姐，她傍的情人，别人认定是个款，她连忙辩说不过是个“穷波斯”而已。从这些胡人胡语，竟然能够进入民间口语领域，也就了解丝绸之路，不仅仅是贸易，也还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

交流从来是相互的，当时的，在世界上也是领导潮流的先进，就像现在某些同胞，认为外国的月亮比圆一样，彼时的外邦人，也有相信月亮比他们那里月亮更圆些的。如今的西方人，是不瞧得起我们了。但在唐贞观年间，“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曾是个极文明的社会，而欧洲的日耳曼、条顿、高卢诸，按辜鸿铭先生语，还在“穴居野处，茹毛饮血”呢!

辜老爷子的文明至尊思想，稍嫌偏激，但中世纪的欧洲，确实也是落后过的。贵妇人内急了，在路上蹲下来，靠裙子掩护，旁若无人地随地，也是街市的一道风景。甚至到了十六世纪，那位启蒙者卢梭，并不把掏出他那发育不全的当众小解，看作是多么不雅的举动。研究者甚至认为，巴黎香水业所以如此发达，很程度是由于他们的先人不常洗澡有关。

当君士坦丁堡通过丝绸之路的交流，建起城市公共浴室系统时;当拜占庭帝国后宫裸浴的旖旎风光遐迩闻名时;当苏丹王爷们沉浸在这种东方式沐浴的快乐中时，很显然，不过是学我们李隆基和杨太真，在临潼泡温泉桑拿，剥冰镇荔枝，西亚版的“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罢了。而彼时彼刻的欧罗巴，男人穿着树皮鞋，女人还锁着贞操带，刚走出野蛮时期。

这种人类发展过程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不平衡，正是历史的常态，焉知在下个世纪，下下个世纪，会不会轮到我们去笑话现在笑话我们的人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事还真的很难说呢!

汉唐两朝，概是最具精神的朝代，那势头，当不弱于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的力度。如果一直保持着汉唐盛世，面对世界的的格，延续至今，那么，其发达昌盛的程度，简直无法想象。中世纪，罗马十字军东征，如入无人之境，何其猖狂，何其得意，但是，有勇气方摇晃一下威胁的指头吗?我想，即使借给他们胆子，也不敢的。

可惜，由于一分人喜欢自相残杀的毛病;热衷于折腾，越穷越折腾的毛病;过不上几天好日子，七八年就要闹一次的毛病;谁也不能好，谁好就掐谁的窝里斗的毛病;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儿完蛋的毛病……这许许多多的劣根性，发作起来，使得历朝历代的太平岁月，即使是辉煌盛世，也维持不了年，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正如舞台一样，台上的演员荒腔走板，不好好扮演他的角色，台下的观众忍不住了，他们便要粉墨登场，于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些推动历史前进的农民军，好一个杀字了得，结果，天下乱。一个黄巾，结束了汉帝国，一个黄巢，结束了唐帝国。而且，黄巢之恶，后来居上，甚于黄巾，在历史上，凡标之为“末”的王朝，都有可耻的人吃人记录，但唐末，称得上是空前绝后，最为恐怖惨绝的。

唐僖宗中和三年(883)：“黄巢(第三次)退出长安，在陈州被阻。”“巢益怒，营于州北，立宫室百司，为持久之计，时民间无积聚，贼掠人为粮，生投于碓皑，并骨食之，号给粮之处曰：‘舂磨寨’。”

中和四年(884)：“时黄巢虽平，秦宗权复炽，命将出兵，寇掠邻道……所至屠翦焚荡，殆无孑遗，其残暴又甚于巢。军行未始备粮，车载盐尸以从。北至卫滑，西用关辅，东尽青齐，南出江淮，州镇存者，仅保一城，目千里，无复烟火。”

因此，汤因比先生如果挑选公元九世纪的唐朝，那他可就要倒楣了。谁也不能保证那些农民军的兄弟们，会不会将这个来自不列颠的胡人，扔进锅里煮了吃。那时的，烽火千里，路绝人烟，尸骨无存，一片焦土，人类文明倒退到原始落时代，成了十恶不赦的食人生番，丝绸之路怎么不湮没在沙漠里，连遗迹都难寻难觅呢?

丝绸之路一断，面终结，唐以后的五代，五代以后的两宋，只有半壁江山，维持一个偏安面都难，哪有重开丝路的雄心壮志?明、清两代，开国之初的几任帝王，譬如朱元璋、朱棣，譬如玄烨、弘历，倒有过版图上开疆拓土的意识，但复兴丝路，重振贸易，根本不在他们的视线之内。及至明末清末，内忧外患，难以为继，自顾不暇，哪里还敢放眼世界。老实讲，能喊出口号者，也是需要一份豪气。这证明了一个真理，强才敢向外，衰弱唯有封闭。在历史上，晚明和晚清两代的统治者，上下谈夷色变，唯有闭关锁国，最后，干脆连片板也不许下海，关起门来当皇上了。

于是，眼看着早年“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欧洲人，变得强和人五人六起来。二十世纪初，八国联军打进了紫禁城，清国的皇帝和太后，只有挟着小包可怜兮兮地逃往西安，也实在令拥有古老文明的人不胜唏嘘。其实，汉唐盛世，人是挺有自信的，既不拒绝外邦文明，更不害怕外来事物。概，人总是在国力臻于强盛，经济日见发达，才能挺起胸膛，抬起头来，面对世界。而一旦到了害怕的内闭之时，也必是的孱弱之日，就采取鸵鸟政策，一脑袋扎进沙子里，什么都看不到，也就等于什么都不存在了。

现在回想汉代的张骞、班超先后出使西域的场景，真是令后人神往鼓舞啊，他们历经千难万险，不辱使命，完成任务的同时，而且还有心地将原产于西域的胡琴、胡笳、胡麻、胡瓜、胡萝卜，统统引进中原。所以，今天的菜场上，才有了菠菜、芫荽、茄子、香瓜，这概就是鲁迅先生所提倡的“拿来主义”了。汉唐气派，正是这种生冷不惧、度容纳、消化一切、为我所用的精神。入我肠胃，进我脏腑，作我营养，成我血肉，即使冠以“胡”字又如何，还能找得出一丝胡味吗?譬如本文《胡椒八百石》中所说的这款调味品，现在没有一个人将它视为洋货的。

所以，汉唐时人这种兼容并蓄的“拿来主义”，与世界平起平坐的气魄，什么都敢试一试，尝一尝的胆量，绝非后人所能企及的。胡椒在古希腊和罗马，本是作为贡品，只有君主才能享用;中世纪，香料贸易被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所垄断，正因为他们发现胡椒不停地输往东方庞的帝国，他们很奇怪，那是个什么样的庞然物呀?才促使西方寻找到远东的航路。

唐人不保守，不像我们某些，东西拿来，先要用鼻子嗅上半天，姓“资”还是姓“社”，才决定取舍。当时的一个文人，叫段成式的，得风气之先，在其所著的《酉阳杂俎》里，告诉家，胡椒“出摩伽陁国，呼为味履支”。而摩伽陁这个，“属中天竺，距长安九千多里”。从这个距离，看出唐人是何等的气派。本土不产胡椒，敢不远万里，从原产地，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运过来。从地图上看，从印度洋西岸，到唐首都长安，航空距离也得有三千多公里。

这八百石胡椒，是怎么一回事呢?因偶翻《新唐书》，发现代宗李豫时的权臣元载倒台时，查抄没收其全财产，从他家中搜出，竟藏有“钟乳五百两，胡椒至八百石”，不禁令我震惊了。从古至今，官员们的贪污，从金钱到女人，从房子到股票，从茅台酒到洋烟，从金针木耳到粉丝粉条，来者不拒，无不笑纳，已经够没出息，够下三烂，够令人恶心的了。想不到从这位唐代贪官家里起赃，竟有钟乳、胡椒等批物资，这在世界贪污史上也是一条奇闻。

按历史博物馆藏唐武德元年的铜权，知道一石相当于今天公制的79320克。那么这批赃物差不多有六十多吨，得需要上百峰骆驼，才能从印度洋的海滨，绕喜马拉雅山的南麓，经克什米尔，到南疆，运抵长安。打那么遥远的地方，运来如许的香辛料，不能不佩服唐代行贿者的财气粗，和受贿者的奇特胃口。而且，我也弄不懂，这类官员有点为艺术而艺术似的，纯系为贪污而贪污，所为何来?弄八百石胡椒放在家里，贪官的强烈占有欲，浓厚收藏欲，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不过，由此也可了解唐代丝绸之路，幅员之广，交易之远，品种之多，数量之。难怪汤因比先生要将他的伦敦户口，迁到丝绸之路上的某个绿洲了。

元载的赃物之中，最奇特的藏品，莫过于来自阿拉伯群岛的香料钟乳了，多达五百两，让李豫简直恼火透了，打开国库，怕也找不出这许多。于是，他指派宰相刘晏主持工作组，清查这件案子，但“责辨端目皆出禁中，遣中使临诘阴事”，实际上他亲自坐镇。肯定元载得意的日子，曾经不把这位年轻皇帝放在眼里，这回非要他好看不可。最后，处理这笔钟乳的办法，也挺反映李豫气急败坏的个人色彩。他下令，凡中书四品以上，尚书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前来领取一份乳香，而且发布命令，朕要你们回家后，燃香庆祝，取得廉政胜利。

那几天，长安可把“香水之都”巴黎比下去了，就在满城飘香的日子里，李豫“下诏赐载自尽，妻及子并赐死，发其祖、父冢，断棺弃尸，毁私庙主及宁、安仁里二第，以赐百官署舍，披东都第助治禁苑”。在，只有这件事不会引起异议，而且家会拍手称快，那就是处治。所以，元载贪污集团的覆灭，史书称：“及死，行路无嗟惜者”，也就不必奇怪了。

虽然《新唐书》称元载“嗜学，工属文”，《旧唐书》称他“性惠敏，博览子史，尤学道书”，《全唐诗》还收有他的一首《别妻王韫秀》的七绝：“年来谁不厌龙钟，虽在侯门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树，苦遭霜霰到秦封。”看来是个知识分子无疑。但是，从他的聚敛行径看，与老农把几文钱掖在裤腰带里，并无什么区别。因此，他虽然当上了干，始终未能摆脱他老爷子给人当管家，老老爷子说不定是扛长活的农民本质。元载看着他堆满仓库的八百石胡椒，五百两钟乳，那种视觉上的满足，感官上的乐趣，收藏上的欣慰感，与老农民站在打禾场上，看着黄澄澄稻谷的快乐;与地主老财半夜三更点着灯下到地窖里，看一个个金元宝的享受，是一回事。

这就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农民最现实的物质欲求了。时下很多身居要位的领导干，东窗事发，坐到被告席上，成为千夫所指的。他们原先谁不是根正苗红的好出身呢，有的还当过放牛娃呢?但和元载一样，血管里还流动着老爷子、老老爷子那小农意识的基因，就经不起物质的诱惑而堕落。历史上那些被称之为“流寇”的不成功的农民起义，最后失败的缘由，何尝不如此呢?在朝不保夕的心理驱动下，这些农民，一旦获得权力，必然会的两件事，一是贪婪地攫取财富，一是疯狂地发泄，而罔顾其他。

小小的阿Q，在幻想自己成功时，不也在梦中看到一箱子一箱子金银财宝，搬到土谷祠来，把吴妈、小尼姑、赵司晨的妹子，列为他的宣泄对象吗?所以，农民起义，推翻王朝，他的奋斗目标，也只是想当下一任皇帝。而那个次于李自成的武夫刘宗敏，知道当不成顺国主，就满北京城里找那头号美人陈圆圆，以求的满足。结果，吴三桂一火，开门揖盗，满清入关，只好继续当流寇。太平天国那几位来自广西的农民，到了南京后，不同样如此给自己画了句号吗?

这就是小生产者跳不出小农意识的悲剧，自然经济，靠天吃饭，在播种时的春天，未必能预见到收获的秋天，正是出于难以把握的生产规律，所以，农民只能有短期行为，而无远目光，这就是他们迫不及待的天性由来。元载将八百石胡椒藏在地窖里，与现在从家中起出成箱的茅台而不喝的贪官一样，完全出于小农的本性。

龙颜怒，元载赐死，胡椒自然充公。可想而知，无非是从元载的府邸，搬运到皇家的库房里，在全社会受到儒家重农轻商传统的制约下，和哪个机关，绝不会一个贸易进出口公司，或者调味品集团，使每一粒胡椒起到资本作用的。士农工商，商排在老末，有些人，清高到不但耻于谈商，甚至连钱这个字，也不能从嘴里说出来。所以，这批胡椒的命运，会照旧堆放着，任其变质，最后成为垃圾罢了。

丝绸之路促进唐代商业活动的发达，是毫无疑义的。首都长安，这个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城市，面积约八十多平方公里，人口达百万，居民以坊为单位，全城共百余坊，但只有东西两市，可怜巴巴的四个坊从事商贸活动。所以，如此不发达的商业行为，怎么能使唐代社会的财富形态，从自然经济进入商业流通或是更进一步的资本运作。

姑且不管元载是如何得来这些舶来品，即或是巧夺豪取又何妨?在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又有哪块银币会是干净的呢?只要能促进商业的繁荣，市场的兴旺，也还有一点进步意义。问题在于他的脑海里，从来不曾出现过要使这批物资成为商品，成为资本，使它增值的想法或念头。从这个人身上的农民本质，看出整个社会的轻商思想。长达五千年之久，未能改变农业经济的落后状态，一步步地滞后于世界的进展，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到了近代，世界资本主义空前发展，只有停滞不前，二十世纪初，以致衰败到一蹶不振的地步，这就深为古人感到悲哀的地方了。

汉唐盛世，本是一个以宽阔的胸怀向外的社会，这是我们值得骄傲的一段历史。汤因比期许的盛唐时代，本来是可以通过丝绸之路的交流，与中西亚的接触碰撞中，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上更进一步地产生质的飞跃。然而，有而无，如无本之木，那一扇门，说关就会关起来的。同样，有而无，如无源之水，不与世界接轨，一汪死水，又能掀起多的涟漪。因此，和，如同一枚硬币的正面和背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作为历史学家的汤因比先生，他的一直被人争议的著名论点就是：一个“其兴起是由于在构成领导核心的少数有创见的人的领导下，成功地应付了各种挑战。而其衰弱则是由于其领导者不再能创造性应付挑战，文明在少数者的主义穷兵黩武和暴政中沉没”。

从统治者更迭的角度，来阐述丝绸之路的兴起和衰微，或许不无道理。但是，从整个历史考察，若看不到海般的小农经济，是造成衰弱的物质基础，与之相应的愚昧落后、顽固保守、狭隘偏执、短见限的小农意识，则是封建社会得以繁衍的思想基础。所以，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不仅使历史的，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步发展的机遇，即使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的今天，这种仍流动在某些人头脑里和血管里的小农意识，也不会马上消失的。

所以，说过的“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这句名言，还是不能淡忘的。

标签：唐朝 西域 汤因比 丝绸之路 西安 欧洲_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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